[摘 要]我国自晚清民初以来，中外文化便开始了不断“磨合”的或痛苦或欢欣或悲欣交集的曲折历程，并在文化思想与实践层面形成了一种具有普遍性、持久性和复杂性的“文化磨合思潮”，对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社会主义文化运动及相应的文学现象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文化磨合思潮”的深入发展和渐入佳境，更具兼容性和多样性的多元文化，使我国“新世纪文学”呈现出多元多样的文学形态，在体现出有容乃大的文化气度方面呈现出新的气象，但同时也出现了相当严重的背反倾向或二元对立的文化思潮，这种意在抵御“文化磨合”的思潮不仅妨害“大现代”文化创造，也对“大现代”文学创作产生了消极影响。
[关键词]中国文学；文化磨合思潮；“大现代”；文化创造；文学形态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187）
[作者简介]李继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陕西西安,710062)
本文原刊于教育部社科中心《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第5期，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多转载、评论和引用，获陕西省第十四次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已公示）。
近些年来，从文化视野观照文学成了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范式，从文化思潮以及文艺思潮角度观照文艺的发展变化，也成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学术途径。然而，人们通常言说文化思潮指的就是“二元对立”的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言说文艺思潮指的就是“三分天下”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其实，在所有这些思潮的深处都涌动着“文化磨合思潮”的潜流，文化人士不论信奉什么“主义”，骨子里都期望着通过不同文化的对话、互动、融合、会通或衬托，来实现自己心中的文化愿景。而在文学创作领域，作家们从各自的出发点也都走进了“现代”中国的门户，并将笔触伸进了现代中国人所能感受到的时代生活与现实人生之中。而他们采用的语言、题材及思想资源，都“与古有异”，莫不与时俱进，既与国民同在相关，也为众生忧怀多虑，且都与“古今中外化成现代”的“大现代”特征相契合。虽然他们的文化选择或“配方”存在差异，但他们作为“现代文化人”的文化身份却无法改变，因为他们同处于现代文化生态环境中，在不同向度、不同程度上也都提供了经历“文化磨合”的经验及相关思考。
一、“文化磨合思潮”的形成和体现
现代中国文化是在现代时空中的中外文化逐步“磨合”而来的。于是，我们看到了从“文化碰撞”走向“文化磨合”的现代中国文学演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新青年》创刊[i]为标志，百余年来的文化思潮在初期便显示了“文化磨合思潮”的凝聚和外溢，其中，五四前后旨在“拿来”的“文化习语”倾向尤其令人难忘，由此我们真正踏上了从事“大现代”中国的文曾创造之路。在初期，这个“文化习语”过程本身就相当痛苦。有学者曾用“文化碰撞”来形容，其间便深含着某种“灾难性”的感受。但这又是历史文化演进的必然选择，显现出从“文化习语”到“文化创语”的规律和要求。同时也表明，主要向西方现代文化进行学习、借鉴的这一历史性选择，包括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等学说的学习和评介，总是与国人的现实生存与发展需求息息相关，而百余年中国文学的现实感之强烈，恰恰表明从清末民初与五四以来，作家们始终将中西“磨合”的现代文化（不单纯是文化习语所得的外来文化，更有趋向现代转型的民族文化），努力“复活”在繁复多样的“文本”里。在百余年来的中国文学的文本里，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文化因素，其中，通过文化习语所获得的外来文化因素则起到相当关键的作用，文化习语与文化创语的互动也愈益成为突出的文化现象。无论是强调“人”之存在的“自觉”与“启蒙”，还是强调“人民”的“反抗”与“解放”，都体现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磨合，也都体现出了百余年中国文学的文化习语、文化创语与文化追求。
在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期，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积极意义上的文化习语和文化追求。而这种文化习语和文化追求便是通向文化创语、文化创造的前提和动力。当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催生了一系列文化新变和成果，在此后发生的曲折变化中，已经发生、形成的中外文化磨合、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文学实践和文学批评等，也大都转化为现实存在的文化资源，对同时期及此后的文化创造、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或明或暗的影响。即如五四文学中的启蒙文学、反帝文学、儿童文学、女性文学及劳工书写等，既体现为新文化、新文学的业绩，对后来的文学而言也体现为通常所说的“新文学传统”[ii]。从文化创造角度看，这种磨合而成的“新文学传统”便是对“现代民族文化”的积极建构，直到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仍然深受其影响。从文艺社团流派看，文化团队也积极参与了文化习语和文化创造，仅从文化思想角度看就可以领受其创造性的贡献。如《新青年》团体的宏观性新文化创造意识，文研会的改造社会人生意识，创造社的“创生”意识，“左联”的革命和大众意识，延安“鲁艺”为代表的“延安文艺派”的“人民解放”意识，新时期文学的新启蒙意识和后新时期文学的多元化文化创造意识等，都对相应的文学创作现象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其中，文化名家和文学大师们在文化创造中更是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尤其是我们的新文化先驱包括革命领袖进行了世界化与民族化复合性的文化选择，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明智和练达。即使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也有其“新思路”，也在某些方面竭力去从事“会通中西”（如著名的学衡派和桐城派），并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磨合与文化创造。此后，随着历史的发展，当年的文化保守主义还在文化传播和接受层面转化为真诚的文化建构主义，具有了越来越广泛的文化影响（尤其是进入21世纪更是如此）。而如何才能有效地改造不能适应现实发展需要的文化现状，是五四以来一代代文化人共同面对的严峻问题，不同的文化派别都会给出不同的改进方案或文化策略。而这些方案或策略大都会保持或包含“接触”与“磨合”的要素，其区别只在于特定时空中如何措置传统与“西化”之关系即究竟以何种文化为主导。而这样的问题迄今为止仍是具有争议性的大问题，也是困扰人们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事实上，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相遇，一定会有其历史的机缘，也一定会有一个磨合期，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正如人们熟悉的“车磨合”那样，经过磨合才可能谐和、顺畅，才可能避免车碰撞而酿成灾难。现代生活、现代外交以及现代大学和期刊等建构了一个又一个文化相遇相交相融的文化平台，它们也是文化磨合的“高效平台”，昭示和引领着民族文化发生创造性的转化。著名学者林毓生的名论“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强调的就是“传统”在现代文化中的地位，既要承续传统，又要接轨世界，传统一定要有适应现代的“更新改作”。只有这样才能既接续且又改造了传统，由此我们便因对传统价值的共识树起民族信心，获得民族的凝聚和文化的自信。[iii]。迄今，有些人总是热衷于强调文化的对立、冲突和碰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化决策，且一定要给出非此即彼的文化价值判断。事实上，从文化层面上看，文化磨合的前提就是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差异和冲突，而之所以需要“磨合”也恰恰反映了文化理念与文化环境的冲突。由历史积淀而形成的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之处，其文化特点往往不能与另外的文化所兼容，甚至容易陷入二元对立状态，形成敌对关系。文化征服与军事征服相携而至，于是文化帝国主义和军事帝国主义成为二十世纪极为突出的现象。但于是同时，“不打不相识”，中外文化由此相遇了，伟大而又艰难的“文化磨合”历程开始了。在中国，在“帝国主义”打击式唤醒的同时，五四时期其它众多“主义”也给国人带来了极为丰富的文化启示。如马克思主义作为“主义”之一便逐渐给我们带来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将忠实于历史与现实的“具体分析”和“实事求是”视为最具有科学性、针对性的思想方法。而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iv]循此思想方法便不难理解五四各种文化派别的所思所虑各有其具体的针对性与合理性，客观上又相互构成了互补或“磨合”的关系，从效果上看，恰恰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封建文化体系的解构和中国现代文化体系的建构，这种文化功绩毕竟是主要的方面，已经有很多专门史著及论文进行了阐述，这里不再赘述。
但近些年始终有一些非议“五四”的声音此起彼伏需要予以积极回应。因为其中意在彻底否定五四新文化的声音尤其尖锐刺耳。这种声音背后的意图虽然复杂，却也有对复古的同情和对文化暴力的反思值得关注。但我们知道，总体而言，五四新文化本身就是古今中外的文化交汇、磨合的结果，其中有文化冲突、摩擦，也有文化互动、激活，出现了空前的百家争鸣的文化场景。在五四时期，即使是我国最为古老的文化遗产，也有可能被重新改造或建构，成为“在场”的亦古亦今的实存文化，并成为“五四文化生态圈”中的一个有机部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在作为历史发动火车头的五四新文化派的背景上，存在着一个更为广阔的‘五四文化圈’，它由新文化的倡导者、质疑者、反对者与其他讨论者共同组成，他们彼此关系有疏有密，但远非思想交锋之时的紧张和可怕，他们彼此的砥砺和碰撞连同中国社会自五四始见端倪的‘民国机制’一起保证了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能量和稳定，属于我们重新检视的‘五四遗产’”。[v]这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化除了须与西方文化的磨合之外，也有与传统文化磨合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也在顺应时代生活过程中被人们有意识地进行置换和化用。如中国书法文化的转型就体现了这种新的发展趋势。五四作家一方面没有放弃传统的书写工具和书写方式，另一方面也在逐渐适应时代发展对书写活动提出的变革要求，开始对“硬笔”书法有所接触和适应。五四作家的文学文本（手稿）也体现了这种文化磨合的特征，由此创作的“新文学”，从内容和形式上看，也都是在中国与世界的“磨合”特别是“文化磨合”中诞生的文化产物。再如，五四新文化先驱和守成派学者都对“文化创语”有巨大的热情。新文化派在文学革命亦创造新文学的追求中，充分地体现出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的精神特征。由此也构成了一次相当彻底的对旧文化、旧文学的变革，并凝炼成为新语词、新话语和新语法，“现代汉语书写”由此成为文化潮流，现代文化形态逐渐置换了古代文化形态。这从鲁迅创作的“启蒙文学”和建构的“新三立”（立人、立家、立象）范式[vi]、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学”以及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创造社崇尚的浪漫文学以及张扬个性解放的思想，都可以看出新文学、新文化的文化建设功能及作用。而文化守成派也实际进入了中外文化磨合的语境之中，探求着中外文化会通的别一途径，即使仅仅是“改良”，即使仅仅是有限度的借鉴和会通，也是非常值得珍视的。如林琴南等人的翻译尽管存在诸多“改译”的问题，但其传播外来文化、外国文学之功却是无法否认的；再如吴宓等人的“学衡派”，也明显体现出了追求中外文化磨合的意向。吴宓还曾表白说：“世之誉宓毁宓者，恒指宓为儒教孔子之徒，以维护中国旧礼教为职志。不知宓所资感发及奋斗之力量，实来自西方。”[vii]由此可见这位哈佛学子的文化志趣早就经由文化磨合通向了中西“会通”，学界将他视为“会通派”的代表人物，确实由来有自，是深知吴宓的“知音”之论。
有学者指出：“纵观当代西方文论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解构作为一种强大的思潮一直存在并持续发挥作用”。[viii]与这种西方“解构”的思潮不同，在中国更其强大的思潮则是讲求“磨合”。即使其过程会有摩擦甚至磨难，但追求化合、和合、契合、融合的目标却非常明确。笔者认为，我国自晚清民初以来，中外文化便开始了不断“磨合”的或痛苦或欢欣或悲欣交集的曲折历程，并在文化思想与实践层面形成了一种具有普遍性、持久性和复杂性的“文化磨合思潮”，对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社会主义文化运动及相应的文学现象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晚清翻译家严复曾鲜明地指出：“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ix]近代革命家孙中山也曾格外强调：“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x]即使在“局限”于特定时空中的延安时期，毛泽东也和陕甘宁边区同人尤其是许多延安文人一样讲求“古今中外法”[xi]。尽管理论与实践有时候会脱节甚至背反，尽管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磨合之路向来曲曲折折，但时至今日却也已经大有成效：世界文化进入中国、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业已成为越来越正常和经常性发生的文化现象，企求文化交流与磨合的意识也更加自觉，“弱国无外交”的中国变身为“强国多外交”，并越来越有文化磨合能力及文化自信，在世界上的多方面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同时，“文化磨合”说也逐渐置换了曾经流行甚广的“文化碰撞”说，从隐在的文化追求上升为一种理论的、文化的高度自觉。
二、在“文化磨合”中建构“大现代”文学
这种“文化磨合思潮”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产生了深切而又重要的影响。从文化哲学层面上看，“文化磨合”折射了理想文化与现实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对立与统一。异质文化只有不断地进行广泛的文化交流才能被刺激、激活，才能变则通、通则畅、畅则达，达则显，从而升华到新的文化境界，达到新的文化发展阶段。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存在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也就是说，新文化的期待与现实的矛盾恰好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所在，必然会推动本民族文化在原有基础上多方借鉴并不断向前发展。但文化“矛盾”的化解就是文化“磨合”，矛盾运动是过程，磨合融合是目的。尤其在现代文化语境中，强调文化磨合而非强调文化碰撞更为重要，文化磨合堪称“正道”和“大道”，是从“古代文化”转型为“现代文化”的“大势”。顺此大道所至和大势所趋，讲求的就是对文化碰撞、冲突的化解，而在化解方式上则需要坚持多对话、不对抗、不互灭，并由此增进文化共识共存，各美其美，和而不同，切实促进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复兴。
唯有“大磨合”，才有“大现代”。在中国，时间性的所谓“大现代”是相对于学界通常所说的“小现代”即“现代三十年”（1919—1949年）而言的。而“大现代”则是指从晚清民初直至当前仍在延续的现代，这是一个历史更长久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如众所知，在中国致力于现代化的“大现代”建构是非常困难的，从鸦片战争前后开始，多少有志于此的先驱者成了烈士或叛徒，多少人随波逐流抑或轻叹似水流年而遁入封闭的传统壁垒。致力于“大现代”的建构至今似乎仍是一个远未完成的历史使命。比如最接近意识形态化的民主主义文化和文学的建构，就是迄今仍未完成的且具有最可期待前景的一项任务，与此密切相关的人民本位文化观、文学观的理论建构和创作实践，也都存在着起伏变化，迄今仍远未真正实现原来许诺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崇高目标。再比如，自古而来的丝路文学，在“现代转换”过程中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中外文化磨合中创化丝路文化、文艺，这是历史现象，也是当代丝路文学发展的文化背景。在当今时代背景及文化语境中来观照和讨论“丝路文学与丝路文化”这一话题，显然会发现无论古代的丝路文学，还是现代丝路文学，都尚缺乏一种文学自觉，都需要当今文人尤其是丝路沿线的作家和批评家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创造”。此外还有，继新时期“寻根小说”之后，新世纪的“新寻根小说”有了新的民族文化自觉，一方面表明文化寻根觅魂的文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另一方面，如何更好地发现和书写民族文化的“劣根”、“优根”仍然是难于把握的文化主题。笔者曾指出，当今之世，迫切需要有更多高水平的旨在寻找民族文化“优根”的具有“正能量”和真正“人民性”的小说，通过否定之否定的文化辨证亦即文化磨合途径，达成一种新的文化平衡以及文学表达上的“生态平衡”，力求通过更好的文化磨合，更快、更好地恢复我们的民族文化自信心，且同时也要力求避免重新陷入“二元对立”的思维陷阱，导致大规模的简单化、运动式的文化破坏。[xii]
百余年中国文学在整体上呈现为与古代传统文学判然有别的“新文学”或“大现代文学”，且作为古今中外“化合”亦即在多元文化交汇、融通中生成的文学现象，尤可视为是在中国与世界的“磨合”特别是“文化磨合”中诞生的文化产物。事实上，在笔者看来，百余年以来中国与世界的“磨合”尽管艰难异常，却也已经创造和正在创造着人间奇迹和文化盛景。这也就是说，百余年来中国文学的文化创造是在中西文化的“磨合”中发生的，这种趋势在相应的历史时空中，早已成为非常突出的文化现象。这种“磨合”中的文化创造，也通过“新文学”显示出永恒的魅力，这魅力主要体现为对“文化创造精神”的强烈认同和大力弘扬。在“大现代”的文化视野和文学格局中，必然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丰富而又复杂的文化现象，比如中外文化的磨合融合，文艺界便出现了各显异彩的众多流派风格，而这些流派的“文化配方”不同或主义不同，也会造就各种不同特色的文化形态，于是从五四时期的兼容并包到晚近的多元文化，就体现了历史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唯此，才有了新时期、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盛景。
古今中外化成现代，这个现代必然是大现代，这个现代必然是基于“现代文化”立场的多元文化建构。“大现代”也必然是“大包容”，涵容多种多样的文化形态。据报道，近期央视《中国诗词大会》大受世人欢迎，最后成功推出了一位“古典诗词新星”——能够充分满足很多人“对古代才女所有幻想”的高中女生武亦姝登上了冠军宝座。这位武才女确实带有“中国最后一位古典才女”的风姿气质，也令笔者想起了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文人”的汪曾祺先生。这位出生于上世纪初期的汪才子也确实“带有”而非“只有”古典情怀，能够用生花妙笔经常给人们带来比较浓厚的古典气息，但他确确实实是一位深受大家喜爱的中国现代作家和艺术家。其实，近期出现的这种“武亦姝现象”本身就是很“现代”的——是镜像文化、电视文化乃至消费文化、流行文化的典型案例，这个精心策划的文化节目之所以能够再次引发“现代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捧，就是因为现代人有着更为丰富和多元的文化需求。与时俱进的很多网友、微友都表示了对古典诗词的向往之情。其实，喜欢古代的东西，恰恰是“现代人”的一大特点，因为“现代”中有太多的现代事物，却稀见古代的，物以稀为贵，仅从精神补偿角度看，这也是一种现代社会心理的正常现象。
在百余年来中国文化变迁的背景上观照中国文学，就可以坦然地承认它与古今中外文化资源的密切关联。贾植芳先生曾指出：“正像我国的古典文学曾对世界文学的总体构成产生过重大影响并作出巨大贡献一样，我国的现代文学也是世界现代文学总体构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表现为它曾经以‘拿来主义’的态度接受过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外来思潮、理论和文学样式，同时还表现为它以辉煌的文学成就向全世界宣告了一个东方古老民族在文化上的新生。”[xiii]贾先生的评说确实相当中肯。这也就是说，百余年来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通过有机的“磨合”业已建立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无论如何，百余年中国文学所创造的文化遗产中既有世界性的东西，也有中国文学独有的东西，并且作为独特的创作整体，构成了百余年中国文学的价值内核。[xiv]长期以来，我们经常处在“西化”与“国粹”两难的抉择中，忽东忽西，忽左忽右，在新文学作家的心魂与文本中，总想分析哪些是西来的，哪些是本土的东西，结果却往往忽略了蕴藏于众多现当代文学名著文本中“磨合”生成的创造物，这种合金型的创造物是无论哪一个外国作家作品或中国作家作品（包括古代中国最杰出的作家作品）都无法取代的。这种由文化磨合而来的文化创造才是最值得我们珍视的。我们还曾经常性地陷入某种文化自卑中，不是说新文学不及外国文学，就是说新文学不及古代文学，将我们的总体创造行为仅仅看成幼儿式的模仿，致使鄙视自我和哀悼不已的言论在学术界相当流行，这理应引起我们的反思。
在比较文化视野里，我们还特别注意到“文化磨合”中也可能产生负面的东西。如百余年来的曾经发生的军事暴力、政治高压导致的文化暴力以及暴力语言，就对各相关文学现象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刻影响，出现了相应的呼唤暴力、崇尚暴力的文学取向，这也在较大程度上“局限”或“规范”了文学图景与文学主题，遂导致真正“反暴反战”的文学杰作相当罕见。还有文化上的颓废病毒，过度物化及欲望化的精神取向等，也都对中国文学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就百余年来中国的文化实践及文学发展历程而言，人们看到的“文化错综”现象确实非常普遍，但对内在的“运动目标”即“文化磨合”的战略意义、策略价值也认识不足，这是需要唤起一种新的“文化自觉”、倡导充分的“文化交流”，才可能逐渐走向前途光明的“文化磨合”之境界的。
三、“文化磨合”与新世纪文学的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文化磨合思潮”的深入发展和渐入佳境，更具兼容性和多样性的多元文化，使我国“新世纪文学”呈现出多元多样的文学形态，在体现出有容乃大的文化气度、文化自觉以及文学和文化创新等方面，呈现出了新的气象，但同时也难以避免地出现了二元对立的文化思潮，倾向“传统”与坚持“解构”的思潮各持一端，与文化磨合思潮形成某种对峙状态，这种趋向极端且意在抵御“文化磨合”的思潮不仅妨害着现代文化创造，也对文学创作业已产生了消极影响。
新世纪中国文学展示了新的气象，也显示了更为丰富的文化价值，那种“厚古薄今”或“崇洋贬中”的妄断，以及基于所谓“纯文学”立场而产生的悲观其实是不必要的。近些年来，学术界对诸多文化现象都仍在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其贯穿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依然根深蒂固，影响深巨。尤其是“复古派”的言论特别风行，导致了新的思想误区，将理所当然的文化自信引向了盲目的“文化自大”。这就需要拥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明智来把握“文化磨合”的“度”。百余年来的中国历史证明，我们不仅需要讲求“适者生存”的大道理，更要讲求“适者适度”的硬道理。可喜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众多学者对文化研究可谓情有独钟，已经展开了多方面的探讨，特别是对百余年来中国文学及作家文化创造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但在如何看待百余年来中国文学的成就及价值方面仍存在较多分歧，或者多从政治视角进行阐释和划线，或者多从西方艺术观出发给予贬斥，嘲弄其为模仿的赝品，严重者更有“当代文学垃圾说”、“文学死亡说”等说法的流行，网民也多附和，即使当莫言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这些质疑的声音仍然存在，同时也出现了某种盲目乐观甚至自夸、炫耀的倾向，仍然缺少对百余年来中国文学的文化创造包括文学创作的价值以及重要作家对文化事业支撑作用的深入研究。究竟应该如何全面观照新世纪中国文学，笔者择其要者，在此仅强调这样几点：
其一，新世纪文学能够提升相关认识并发现和积累文化建设的“正能量”。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家是文化创造的重要方面军。百余年来中国文学包括新世纪文学在古今中外文化的碰撞、磨合、汇通中，在精神文化创造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重要业绩，这点是无法否认的。特别是新世纪文学在“从文化习语到文化创语，从文化碰撞到文化磨合，从文化制造到文化创造”的文化发展过程中，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充实、丰富精神生活的同时，也通过切实的文化创造为不断发展的现代中国创作了更多的文学作品，而网络文学的崛起也在促进“文学大众化”方面，进入了更为“现代”也更为普及的阶段。生态文学的兴起更能表明，中国“大现代”文学也体现出了新的“四为”精神：为国运思，为民服务，为众物虑，为生挂怀。这不仅有了更自觉的人文关怀（新阶段的人道主义），还有了更高层面上的天文关怀（新层面的道法自然），其间显然蕴含了更多的利于国民利于众生的“正能量”。为此，我们也需要更高层次的积极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正如有的学者强调的那样：“无论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哪一副面孔，现实主义都只是新世纪文学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但这可能是新世纪文学中最需要也最重要的部分。而且新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并不具有8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潮背景，而是成为一种喧嚣之后走向深化的文学新常态。新世纪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与西方的、东方的、传统的、现代的多种多样艺术方法和多种多样文学样态共同构成多元共生的文学系统，表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现实主义精神作为审美形态的社会正义论则已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的灵魂所在。”[xv]
其二，新世纪中国文学具有丰富的文学和文化价值，体现了文化创造精神。从社会文化特别是行为文化的角度，可以看到新世纪中国作家仍然积极地投入创作，对现代社会中的各种面相和生活真相进行了更多的描绘和揭示，从这些作家的坚持和努力中，不仅可以看到他们的“文人行为”及其从事的种种文化活动，更可以领略到他们葆有的文化创造精神。从当代文化建设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现实需要出发，结合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发展大趋势，可以看到在“文化磨合思潮”影响下，逐渐出现了重新建构的“新国学”格局和“新文学”版图。对推动和加快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现代文学的接轨和融合，对发现和揭示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创造价值和精神，也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文学的现代性或当代性价值由此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有学者指出：这种关注文化的文学“向外转”现象，是新世纪文学的客观现实和重要特征。“向外转”对于当下的中国文学来说，恰恰是一股积极的力量。其中，以底层文学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创作，给新世纪文学增添了许多亮色，我们有理由对它们怀有期待；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这一次“向外转”的文学运动中，会产生像80年代“向内转”时一样丰富的、一样杰出的作品。[xvi]与此“向外转”相关，新世纪文学发展与新媒体传播关系也相当密切，即使新近才广为流行的“微信”，对文艺也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在丰富文艺形式和价值方面也有其积极的贡献。[xvii]
其三，新世纪中国文学的深入发展能够有效强化学科建设意识和学科地位。借鉴文化学、创造学、价值论的研究方法，能够对百余年来中国文学的文化创造及其文化建设的价值意义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定基础，凸显出“大现代”文学专业的新格局。而对新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表明，新世纪中国文学的深入发展，更能有效地强化这个年轻“新兴学科”的学科建设意识和地位。可以说，经过跨世纪的不懈努力，面向“大现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业已进入了成熟的发展阶段，而从“文化磨合”亦即“文化创造与文化建设”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的百余年来发展历程，必然会发现许多被遮蔽或被忽略的理论问题和文学史问题，从而找到新的学术增长点，为百余年来中国文学深入的“再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与现实依据，并可以在进行文学、文化研究的同时，不断拓展思维空间和学术视野，对作家的“超文学”的文化创造活动及其成果进行研究。这从学术文化角度看，则有“去蔽”的作用。也更贴近中国“大现代”作家的实际人生，同时也有利于相关学科的教学实践。而作为教师的现代作家与人文教育的关联也很值得研究，“作家即师者”也是一种文化身份，也是一个严肃命题。即使仅从人生角度研究作家也不能忽视“师者”这一“文化身份”。
诚然，文化不可能一成不变，文学更不能千篇一律。从理论或思潮层面言说，文化必定是要不断创造、发展的，文学毕竟也是要有所“创作”、创新的，这应当是一种客观规律或普遍现象。有学者强调：“中国是一个以‘变在’(becoming)为方法论的文明，而不是一个固守其“存在”(being)本质的文明。”[xviii]近些年来，社会和学术界的思想相当活跃，却也相当纷乱，其间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依然常被某些人套用和发挥。其实在文化实践层面，笔者以为人们的文化主张固然可以不同，但对“文化磨合”及“文化创造”的期待与追求才是最根本、最核心、最关键的。因为无论古今，只要有真正的文化传承和创新就可以磨合而成真金，化成文化创造的硕果。正所谓：磨合融合，流派纷呈；各显异彩，“配方”不同；主义各异，并包兼容。由此才会有中国新时期、新世纪文学和文化的盛景呈现。如今，对文化文学、现实社会说东道西的依然很多，从不同角度看确实都能看出“严重问题”，但这些“严重问题”再严重，也没有“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严重，更没有“大规模战争”的问题严重。如何看待当前文艺方面存在的问题，大抵也应如是观。总之，笔者坚信：百余年来的文化磨合思潮已经浩浩荡荡，莫之能御，并将继续造福中华，不断建构更具特色的中国“大现代”文化。
[i]原刊名《青年杂志》，19创刊，陈独秀主编。
[ii]参见夏志清：《新文学的传统》，新星出版社，版。
[iii]参见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
[iv]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
[v]李怡：《谁的五四?——论“五四文化圈”》，《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3期。
[vi]参见李继凯《略论鲁迅的“新三立”和“不朽”》，鲁迅研究月刊第9期。
[vii]吴宓：《吴宓诗集》卷末,《空轩诗话》,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197页。
[viii]张江：《文学理论的未来》，《社会科学辑刊》，第6期。
[ix]严复：《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60页。
[x]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0页。
[xi]黎辛：《在毛泽东“古今中外法"思想照耀下的延安外国文艺活动》，刘中树主编：《毛泽东文周晓风：《现实主义精神与新世纪文学》，《中国文艺评论》第11期艺思想研究（14）》吉林大学出版社，版，第68页。
[xii]参见李继凯：《论<盐道>之道及其特色》，《小说评论》第2期。
[xiii]贾植芳：《贾植芳文集》（理论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版，第211页。
[xiv]参见唐金海等主编：《百余年中国文学通史》第738-743页，东方出版中心版。
[xv]周晓风：《现实主义精神与新世纪文学》，《中国文艺评论》第11期。
[xvi]秦法跃：《论新世纪文学的“向外转”——以“底层文学”为例》，《小说评论》，第4期。
[xvii]党圣元：《微信:文艺和舆情研究新领域》，《江海学刊》，第5期。
[xviii]赵汀阳：《作为方法论的中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