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中国人，一直以来，我们为自己是“炎黄子孙”而自豪，一直以来，我们为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化传承而自豪，一直以来，我们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出现过断层的文明而自豪，由于中国的历史从来都是信史，我们对此从未产生过怀疑。
然而，自从中国在近代开始衰落，国际话语权被西方人掌握之后，他们不但不承认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更否认夏朝和商朝的存在，他们的依据就是只有建立城市，并且拥有了自己的文字才算是文明的出现，而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很多国内“专家学者”的认同。
直到二十世纪初，从殷墟中发掘出甲骨文，并且出土了大量的都城建筑遗址和青铜器，西方学者才不得不捏着鼻子承认了商朝的存在，当然，这里面也包括了国内那些追随西方观点的“专家学者”。
尽管西方学者承认了商朝，但是因为国内没有挖掘出太多的夏朝文物，所以，他们依然不承认夏朝的存在，哪怕我们有很多史书的记载，也无济于事，然而，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是，对于从来没有书面记载历史习惯的西方文明，这些西方学者论证起来却是头头是道。
比如属于“死文字”的埃及象形文字，居然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被一个叫商博良的法国学者轻而易举的给“破译”了，而我们的甲骨文，时至今日，依然还有三千多个字未曾被破译出来。
再比如那部被西方捧为神明的《荷马史诗》，它本是两部长篇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统称，这两部史诗原文各分成二十四卷，其中，《伊利亚特》共有一万五千六百九十三行，《奥德赛》共有一万两千一百一十行，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这部“巨著”竟然有七百多万个单词。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荷马史诗据说是公元前九百年的时候写成的，七百万字的长篇，即使放到今天，也是一篇“超级巨著”了，再看看我们中国的两部经典之作，《道德经》是五千字，《论语》是一万字。
为什么《道德经》和《论语》的字数这么少呢？自然是因为当时写作的材料太贵了，这还是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写作材料用的是竹子，而三千年前的那位荷马先生，却在羊皮上写出了七百万字的鸿篇巨著，还能够被不断的翻抄保存，想想都不可思议。
类似这样的西方文明“奇迹”，比比皆是，就不再一一赘述了，咱们言归正传，随着一座上古遗址的发现，关于夏朝的争论出现了转机，这座遗址就是河南省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
经过碳十四测定的结果显示，这座遗址建立于公元前一千九百年左右，在遗址内不但发现了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遗迹，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遗物，据测量，整个遗址的面积占地将近四平方公里。
之所以将二里头遗址同夏朝联系起来，是因为在很多古文献中，都记载着夏都“斟鄩”的位置就在伊洛平原地区，像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太康居斟鄩，羿又居之，桀亦居之”，今本《竹书纪年》记载：“仲康即帝位，据斟鄩”，《史记夏本纪》中也有着这样的记载：“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洛阳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基本证实了这一点。
如果仅仅是这样，就证明夏朝的存在肯定是不够的，当初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过一个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他将殷墟甲骨文的卜辞进行释读，发现其中记载的商王名称和世系年表，与司马迁《史记》中《殷本纪》的记载基本一致。
这在客观上可以证明，司马迁在编撰《史记》的过程中，一定是掌握了准确、原始和丰富的文献资料，而在《史记》的《夏本纪》中，同样记载了详细的夏朝世系年表，换句话说，《史记》中记载的夏朝历史，具有比较高的可信度，至少证明夏朝的存在是没有问题的。
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以及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基址群，无不表明着这座遗址曾经是一处经慎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而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制更是与其一脉相承，这说明，夏朝是以一个国家形态而不是原始部落存在的。
最令人感到振奋的是，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的出土，为汉族乃至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所以，考古学家将其命名为“中国龙”，以上种种，都在证明着夏朝的存在，这些发现，不知道是否打了那些高傲的西方学者以及国内一些“专家”的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