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代的“共产主义思想”
万历七年（1579年）九月二日，泰州学派的巨擘何心隐瘐死狱中，一时舆论大哗。举国上下的士人都在私下里传播着有关何心隐惨遭横死的真相。
何心隐，本名梁汝元，江西吉安人，30岁那年取得江西乡试第一名。出人意料的是，在那个学而优则仕的年代里，他毅然放弃一片光明的仕途，师从儒学大师颜钧，深受其平民化、通俗化儒学理论的影响，从此以讲学作为人生理想。
在讲学中，他倡行师友交通，形成一种势力，即所谓的“会”，藉此推行社会变革。他反对“无欲”，主张“寡欲”，与百姓同欲。他猛烈抨击专制主义，提出“无父无君非弑父弑君”的震撼观点。五伦中，他最看重的不是君臣，也不是父母、兄弟，而是朋友，可见其独创性，既不是传统的儒家伦理，也不是韩非法家的社会观。
何心隐秉承人道主义精神，认为人之所以是人就要讲仁义，不仁不义就不是人，而是禽兽。所谓仁义，就是亲近应亲近的人，凡有血缘关系的都不能不亲，尊敬值得尊敬的，凡有血缘关系的都不能不尊。他振聋发聩地呐喊：破除一般的身家，建立一种超乎身家之上的师友关系，也就是“会”。这种“会”代替了一般的身家，把士农工商的身家，以显以藏于“会”。这种“会”，统于君师，极于朋友。
何心隐认为朋友是社会关系里最重要的一环，所谓“交尽于友”。其他各种社会关系，如昆弟、夫妇、父子、君臣，都没有能跳出一般狭小的樊篱。只有朋友之交，才是交之尽，才是社会关系的极致。
何心隐以“会”统天下，天下士农工商之家，都“以显以藏于会”。不仅限于把家与“会”联系起来，使家成为会的组成的一部分，在“会”的统一联系下，各种不同的家，若士、若农、若工、若商，也就只有职业分工的差别。
这似乎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主张，然而却更符合“乌托邦”的构建思想——在平等的基础上划分人的层次，从而管理国家。此类想法的产生都是依托于商品经济有一定发展之上的，当商人的社会地位开始上升，与商品有关的一系列思想也就应运而生。
众所周知，晚明时代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商贾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已然凌驾于农工之上。何心隐将商人的地位抬高绝不是没有根据的疯言疯语，可以为进步人士所接受。不仅如此，何心隐干脆还把农工、商贾、士大夫都在圣贤这一根线上等同起来。
二乌托邦思想的实践
何心隐说到做到，他积极建立这种“统天下”的“会”，并逐步扩大“会”的组织。他大胆地在宗族内进行理想社会——“聚和合族”的试验。
大学之道必先齐家，只有齐家才能治国。何心隐慷慨解囊，捐出家产，凭一己之力在家乡创办“聚和堂”，设管粮12人、催粮24人、征粮72人。这些职事人员不脱离生产，也无任何特权和额外利益，税金由“聚和堂”按全族田亩数统一交纳。
何心隐通过建立宗族范围内的公共教育体制，实现整个宗族的繁荣和睦。这便是儒家学者所津津乐道的“大同”社会之理想模式。这些改造社会的举动，在当时来说是石破天惊的壮举。可何心隐不曾想到，个人的善举只能暂时缓和贫富悬殊，而从源头上解决赋役不均等社会问题则远远超出了他这种既无官僚身份、又无仕宦经历的一介乡绅的能力。
地方政府忽然额外加征“皇木银两” 税，何心隐带领族人坚决反抗，小老百姓何尝是官府的对手，官府一声令下，运行六年的聚和堂宣告破产，何心隐被捕下狱，后因友人相救，获释充军贵州。理想破灭后，何心隐没有气馁，他从充军地逃脱，从此改姓易名，行游四方，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开始了他的讲学事业。
在弟子钱同文陪同下，何心隐到福建兴化、莆田讲学，历时三年，从者甚众。后又至宁国、南京、孝感、重庆等地聚徒讲学。十余年中，何心隐已经游历大半个中国，讲学不辍。
他是一个较为纯粹的讲学分子，热切期盼将他的学说推而广之，号召更多的人为改造社会而奋斗。他癫狂的性格和神秘的行事风格，在以正统儒学自居的学者眼中，无异于离经叛道的异端狂人，就连他的论学友人耿定向都称他为“何狂”。
何心隐在传播理念的同时，结交了不少当朝高官显宦和社会名流，也卷入了政治斗争，这为他日后的悲惨命运埋下祸根。嘉靖三十九年，何心隐北上京城参与谋划扳倒奸相严嵩。正是这次进京，何心隐经过御史耿定向介绍，初识时任国子监司业的张居正。
何心隐大张居正八岁，他能舌战群儒，下笔千言，亦能赤手空拳，生擒蛇蟒，是一个文武兼备而又目无他人的狂悖侠客；张居正通过科举考试谋得功名，作为朝廷命官，张氏热衷于自下而上的政治改革。二人在处事风格、学术理念上相差甚远。
其实，张居正在少年时代的启蒙老师李元阳，就努力传播泰州学派（心学的一支）的思想。张居正耳濡目染，对泰州学派相当熟悉，认真研读过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著作。恰巧王艮是何心隐的祖师爷，何心隐的思想多从王艮理论脱胎而来。张居正认真考虑过这种学术在政治上的可行性，认为这种“虚而无当”的学说，无补于治国救民。多年以后，张居正向耿定向弟弟耿定力谈及何心隐，认为何心隐无能无才，难成大业。
正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仅仅一面之缘，张居正就看出何心隐是个“时时欲飞”的异端斗士，而何心隐则被张居正凌厉幽深的目光和气势所慑，他预见张将来必定会掌权，一旦掌权定会杀他。一语成谶，日后何心隐的死与权倾朝野的张居正有着扑朔迷离的联系。
三铁腕首辅和讲学斗士
明代中后期，随着心学思想蔚然成风，书院讲学仿佛成了一种流行时尚，形成“隆庆、万历之际，天下无日不讲学，无人不讲学”的学术胜景，在僵化的程朱理学之外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达官贵人、宗藩亲王甚至连和尚都踊跃参与到书院建设行列，有权势的讲学者在各地滥建书院，书院泛滥到代替行政办公场所，狂热分子干脆就在书院处理政务。讲学活动原本立意于打破枯槁支离的程朱之学、重新找回人的价值，却逐渐走向玄虚空谈、放荡不羁。知识分子不务实学而好斗使气，拘执意气之争而不通事理。书院与官府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容易滋生请托、干政等歪风邪气。有心人更是借此拉帮结派，参与政争，致使本就波诡云谲的政治形势更加复杂多变。
张居正平生痛恨空谈误国，他认为讲学家批评时政会阻碍他的改革大业，待万历初年，张居正全面执政以后，便要打倒游谈之士，不许创建书院；肃清学霸之源，所以裁减学额。这番整饬学政的政策，从统一思想，维护明朝统治的角度看，是再正常不过了；可他禁“讲学”不许“别创书院”的举措，无疑是对视讲学为生命的何心隐的重大打击，何心隐也在寻找时机反抗江陵的文化专制。
万历六年（1578年）三月，张居正返乡葬父，大小政务公文皆快马加鞭，经过一座座驿递传至荆州，悉听元辅裁决。这些事情，许多人看在眼里，怒在心里，但众人震慑于元辅的权势，都不敢大肆声张以免惹祸上身。何心隐不但敢于非议张居正专擅朝政，还在张父无比风光的丧礼上，给首辅送上怪兽，责骂他不孝。
万历七年（1579年），张居正以雷霆手段，下令关闭天下书院，禁毁私学，并申言对违反者“许各抚按衙门访拿解发”，全国六十四家书院就此寿终正寝，讲学界内一片风声鹤唳，许多讲学同志“相勉慎勿讲学”，规模庞大的讲会顿时销声匿迹。
针对朝廷三令五申的禁讲学令，何心隐毫不理会，他在京城创建“复孔堂”，在湖北创建“求仁会馆”，在讲学圣地江西吉安大造舆论说“首相蔑伦擅权”，要求政府全面开放民间讲学，否则他就入京驱逐张居正，以鸣天下。
为了与张居正辩论，何心隐洋洋洒洒撰写万余字《原学原讲》，这篇长文详细考订了讲学活动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尧、舜、禹、汤、武丁、傅说、文王、武王、周公，他指出“学”与“讲”同人的容貌、言辞一样是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
讲学在孔孟二公身上达到一个顶峰。孔老圣人以讲学为人生追求，讲学也是孔子精神成法的根源，“原学原讲”就是原于孔子，回归孔子。“亚圣”孟子是孔子讲学精神的忠实继承者，并发扬了孔子之讲学。
他力图证明讲学发源于儒家并且存在于尧舜至孔孟的一脉相传的道统之中，迫使张居正无言以答。张居正权倾朝野，无需亲自出面，自有内外官员来对付异议分子，讨好首辅。“此人必当国，当国必杀我”这句话也随着何心隐的讲学，日益为世人所知，投机官员自然不会错过这样一个天赐良机。
万历四年至五年，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何心隐如亡命徒般东躲西藏，依旧没能逃脱官府魔掌，两次被捕入狱，但又都侥幸逃脱。惨痛的教训并未使何心隐有所收敛，依旧聚徒讲学。想当初他与蓝道行等箕巫者勾结，向他们授以密计，协助徐阶扳倒严嵩，面对张居正，他同样可以暗地号召广大讲学人共同抵抗张首辅。
四何心隐之死的是是非非
万历七年（1579年），新任湖广巡抚王之垣加大搜捕力度，两个月后，即万历七年三月初二日，何心隐在徽州祁门学生胡时和家中被捕，押解到武昌。湖广巡按官秘密向首辅进程揭帖，询问如何处置这位讲学斗士。
位高权重的张居正当然不会把一介布衣当作威胁，他语带不屑地回复道：“此事何须来问，轻则决罚，重则发遣已矣。”
最初介绍张、何二人相识的耿定向得知首辅指示，松了口气。他与张、何二人都是二十多年的故交，他清楚张居正对何心隐有的只是蔑视和不满，并无仇视和嫉恨，他没有心思也没必要将一个秀才置于死地。既然如此，耿定向打算向何心隐施以援手，也好缓和张居正与天下读书人的矛盾。
就在此时，户部侍郎李幼滋急忙出来劝阻耿定向，如果营救何心隐，不但不能保全何心隐，恐怕耿定向也自身难保，因为此时正有人想借何心隐案牵连到耿定向，这个人就是首辅身边的红人——吏部左侍郎王篆。
王篆出身贫寒，此人颇有才华，边饷、马政、吏治样样精通，张居正遇到问题咨询他，他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由此成为张居正晚年最为信赖的心腹之一。但王篆绝非端人正士，他对张居正毕恭毕敬，还把儿子许配给张家孙女，拉近与首辅的关系。首辅姻亲这层关系使王篆更加肆无忌惮，经常假借首辅权威公报私仇，残害异己，为己谋私，他才是将何心隐置之死地的幕后黑手。
十余年前，王篆任操江御史时，维扬兵备使程学博直言相忤，由此得罪王篆。此后，王篆一直在伺机报复。何心隐被捕正是天赐良机，因为程学博和何心隐是至交，如果能将何心隐定为死罪，那么程学博必然在劫难逃。
张居正只把王篆视为他的部下或学生，却与耿定向互以知己相待，耿定向弟弟耿定力又是首辅门生，张家与耿家关系非凡，早已让王篆心生嫉妒。他一方面借何心隐案报复政敌程学博，另一方面挑拨张居正和耿定向的关系，可谓一石二鸟。
其实，何心隐先前被捕，就是湖广名士耿定向伸出援手，官府看在耿大人面子上才放何心隐一马。王篆抓住一切可以打击报复的机会，他在张居正面前煽风点火，揭露耿定向徇私枉法，包庇犯人。他又向湖广官员施加压力，他们不惜辗转3000余里，将何心隐从祁门押解至武昌受审。
各级官僚心怀鬼胎，何心隐的处境极为危险，可他毫不在乎个人安危，身陷囹圄依旧不改讲学初衷。他上书湖广当局批评首辅禁讲学政策，痛骂张居正是毒害天下学者的恶人：
夫是非之争于讲学，以争于首相者，抑何是何非以谏争乎？即首相以条陈学政，有不胜其可谏于谏者。今且不能历历指，惟指其首陈首条，遽然以‘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何其粗疏于讲学，以隐毒于讲学者耶……
文中所提到的“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正是四年前张相奏疏中的原话，可见几年以来，张居正的文化专制政策给何心隐带来了多大的心理冲击。
何心隐的大声疾呼没有得到地方官的理解同情，湖广巡抚王之垣审问何心隐时，他拒不下跪并与之亢声争辩。王之垣见何心隐毫不服软，命令健壮的衙役踢折他的双腿，痛笞百余杖。
何心隐伤重难熬，他强忍着剧痛声嘶力竭地怒吼道：“公安敢杀我？亦安能杀我？杀我者，张某也！”
说完，气竭而尽，死于狱中，时年63岁。
一代大儒尚未审判定罪，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让湖广巡抚王之垣难以收场。其实，王之垣绝非昏庸之辈，他出身名门，少年及第，为官清正严明，居家孝悌忠义，但此事他做得极不厚道。面对讲学斗士突然死去，且此案盘根错节，牵连颇多，王之垣索性将错就错，一错到底。
为掩人耳目，王之垣上奏朝廷说何心隐是在狱中患病而卒，并极力抹黑何氏是湖广大奸，以聚徒讲学为名，扰害地方，中间不法情甚多，各省历年访幸不获，俱有卷案！
无论如何，何心隐都罪不至死。恰逢不久前湖广一带有妖人曾光等人共谋不轨，王之垣将何心隐参入妖人“曾光”案，定以“妖人谋反”之罪。刑部审讯时，罪犯何心隐已死，曾光未曾捕获，无一在场者，最终不了了之。
讲学名人死于非命且身后又被扣上了“妖人”的帽子，罪状张贴于湖广各衙门，舆论大哗，武昌城上下数万素不相识的民众唏嘘不已，从祁门到江西，又由江西到南安到湖广，沿途三千余里，自愿为之鸣冤。朝野上下再次将道德谴责的矛头对准张居正，指责张居正利用权势迫害异议分子。继夺情以后，士人的反张情绪再次达到高潮。
何心隐挚友李贽却不以为然，何心隐平生过于自傲，当他与张居正相遇后，反为对方精神震慑，内心深处惴惴不安，加上地方官道听途说张何的过节，争相杀何邀功。
回顾何心隐一生，年轻时在万千士子中脱颖而出，独占江西省试鳌头，绝非才疏学浅之流。他有着独立见解和活跃的社会活动能力，以布衣倡道，将讲学抱负和生活实践紧密结合，其学术思想风靡一时，引起了成千上万劳苦大众的共鸣，但其思想存在先天局限性，缺乏实现的可能。何心隐被杀或许不是张居正直接主使，却是张居正意识形态和官僚政治体制的必然结果。张居正是政治家，何心隐是思想家，两人看似水火不容，实则有颇多相同之处。他们都追求真理，重视实践，有着一以贯之的精神支柱，突破常规的巨大勇气，他们都敢于无视反对者的目光，我行我素，以不同的方式致力于社会改革和国家富强。
假如何心隐能为张居正所用，未必不能做出一番更大的事业。惜乎二人最终都为时代扼止，冥冥之中纷纷成为悲剧人物，这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殊途同归”吧。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26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