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成员的幸福感是可以运用现代手段精确量化的，衡量一项社会改施是否成功，要看会成员的幸福感总量是否增加。S市最近推出的福利改革明显增加了公务员的幸福感总量。因此，这项改革措施是成功的。”以上是一道逻辑题的题干。逻辑题目不考察背景知识，因此这个题干当然是不具有现实意义的，但是这仍然引起我思考：如果人类的幸福感可以量化，会发生什么？首先要谈谈我的微信名，它来自反乌托邦小说《我们》主人公的名字，准确地说是他的编号D-503。同《1984》和《美丽新世界》一样，《我们》描绘的未来世界，是一个人与自然隔裂，科技文明发达，高度工业化，高度统一的社会。在这里，人们没有名字，只有编号，没有自由，没有个性，也没有个体的概念，只有“我们”这个整体。起床，吃饭，工作，散步，睡觉，全部服从统一安排，包括定时的自我审查。但是人民通过以个性自由为代价，换来了“理性的非自由状态”，和精确计算的“绝对幸福”。在一个可以量化幸福感的世界，人们将会通过精神药物或科技手段消除忧虑，痛苦，孤独，阴霾，社会矛盾，最终成为幸福的奴隶。叔本华在《人生的智慧》中讲到：“我们存在的基础亦即我们幸福的基础，是我们的动物本性。” “使我们快乐或忧伤的事物，不是那些客观、真实的事物，而是我们对这些事物的理解和把握。”幸福必须以感性认识为基础，因而幸福不能量化，也就不可能存在理性的幸福和绝对的幸福。所谓“量化的幸福”的出现必定伴随着愚昧或别有用心，或者兼而有之。反乌托邦小说警告我们：乌托邦是不会存在的（历史和实践经验也已经证明过了），并且要时刻警惕人与自然、社会之间关系的异化。然而，异化早就已经发生了：人的社会属性的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人与劳动产品关系的异化……人所具有的独特的个体的意义变得模糊，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符号意义：经济学上，人是生产要素劳动力，管理学上，人是人力资源，大数据时代里，人是流量和点击率……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资本和劳动人口向着城市集聚，城市通过规模效益给市民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随之带来城市病。城市病主要包括污染、拥堵、犯罪三方面的问题，但是在我看来，社会心理问题也应当成为城市病的一部分。焦虑、压抑、沮丧这些普遍情绪的根源正是人类与自然、社会关系的异化。生活节奏不断加快，负担不断加重，然而人的符号化，个体意义的模糊化，使得个人的诉求在时代洪流中被淹没，人在追逐幸福的过程中越发感觉到意义的缺失。在科技正不断发展的当今时代，能够使人“幸福”的手段越来越多样化，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精神药物（奶茶？），这些现代科技成果不断刺激着人类的感官，但也在“宠坏”人类。人们对幸福的感受正在变得迟钝、麻木，欲望越来越无法得到满足。也许在未来，人们对“绝对幸福”的追求能够不断创造经济上的需求，刺激科技进一步创新，甚至创造出如《我们》中一样的“幻想摘除手术”，使人达到“绝对的幸福”。可是到那时候，我们又将回到哲学的终极问题上来：人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