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还在十六七岁时，我有个误解：政协委员就是专家。
那时，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教语文的张昌畴老师是县政协委员。他戴着一副镜片老厚的眼镜，眼窝深陷，透着深邃；精瘦的中等个头，有些佝偻，走起路来急匆匆的。进校前，我就听说张老师学识渊博，教艺精湛，是本县教育专家。他的一段传奇广为流传：他在省城出生和上大学，大学毕业时，申请支边，从省到地区，从地区到县，都要求去最偏远、最需要教师的地方，最后到了我们县离县城最远的一所高中。“文革”时，他拒绝教张铁生交白卷上大学那篇课文，差点被打成“反革命”。“文革”后，他是县里树立的首批先进教师典型。
张老师时常晚饭后带我们在校园、到河边散步，讨论一些问题。有一次，好像他讲了一番贯通中外古今的话，同学们不约而同鼓起了掌。掌声刚停，一个做过几年村干部后考进师范的同学立即说：“我们张老师博古通今，做您学生，真是三生有幸！”
从沉浸于激情讲说的情绪中，张老师刚被同学们的掌声弄得几分不好意思，听了那同学的话，立即严肃起来：“话不能那么说，前几天开政协会，我接触到那些委员，感觉他们都比我强，真是专家呀！”他还说了什么，现在已记不清，反正从那时起，我潜意识中，政协委员就是专家了。
师范毕业，我去了一所山区学校。我们学校没有学音乐专业的老师，有一天，乡党委书记和分管教育的副乡长带着一个年轻女孩来学校，书记对校长说：“你们没音乐老师，排练节目可以找她，文化干部，县政协委员，艺术专家哟！”“谢谢书记乡长的支持！”校长充满感激，随后又以赞颂表示了对文化干部的接纳与欢迎，“政协藏龙卧虎，人才济济啊！”
其实，那时我已懂得，政协委员不见得是专家，但感性偏偏拧着来，听了书记和校长的话，闪过的念头是：这年龄，专家？配当政协委员？
接下来的事实否定了我的质疑。她有曼妙的舞姿、如云雀唱鸣蓝天般的嗓子，弹一手古筝曲每每令我沉浸忘形，听说她创作的一首歌曲还曾在某音乐杂志发表，因而，我渐渐默认了她是“专家”。
最触动我的是，学校请她来排练庆祝六.一的节目，可儿童节后，她早晚时间还常跑来学校，把几个孩子拉到操场边压腿、练嗓，她说，那几个孩子有天赋，不趁这个时期好好培养，就耽误了。每当看到她和孩子们一起，我就不由得想起张老师带着我们漫步的情景，也顺理成章地认可了她政协委员的资格。
政协委员应该是专家的误解，似乎又不知不觉强化了。
二
多年来，我内心深处有意无意把政协委员和专家划了等号，包括做了区第十四届政协委员，对政协和政协委员有了充分认知以后。
参加第一次政协会时，我老走神，拿自己和张老师作比，也想到了那位文化干部，总觉得自己还有很大差距。从教三十余年，做了二十几年校长，我随时进课堂观课，经常和老师们讨论教学业务，好像什么学科都有研究，哪个老师都能指导，可仔细想想，实在是术业无专攻，无论哪方面都算不得“专家”，做政协委员似乎也有愧了。
我暗下决心：专注于教育教学一个领域，务必学有所专，研有所长，成为教育的专家。
第一次政协会的四天里，除了认真履职外，我每晚都要翻出做校长以来的听课笔记、讲座讲义、教学论文等，搜寻走过的足迹，思考努力的方向，总要到午夜后才休息。
渐渐地，“习作内容具体，感情真实”在我脑海中定格。我的那些旧时文字屡屡涉及这个问题，读着读着，同事们焦虑的眼神，孩子们抓耳搔腮咬笔杆的神情，齐齐涌现出来。
这要求来自课程标准，教学的“宪法”，这要求支撑着核心素养，学生未来发展的必备，可多年来，却有太多的孩子做不到，怎不令人忧心痛苦呢！
我决心破解这一难题。我的生活也因此而发生了许多改变。
学校的一个门卫满脸疑惑：“曾校长，你的快递怎么突然这么多呀？”
另一门卫一阵哈哈，扯着嗓子说：“好像都是书吔，要开书店哟！”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离开门卫室几步，身后隐约传来大嗓门门卫压低声音的嘀咕：“……好多作文书……培训班……挣钱……”
节假日，我常在小区里溜达着看看教材。有一天，正捧着一本三年级语文课本翻阅着，琢磨着，一个稚嫩的声音吸引了我：“叔叔，你读三年级呀？”
我低头一看，花荫下，一个小女孩蹲在地上。她扭转头，扑闪着一双大眼睛，头山的小辫儿一颤一颤的，像枝条上扑棱着翅膀的小鸟，甚是可爱。
见我注视她，小女孩又奶声奶气地说：“我哥哥，也读三年级。”
我被逗笑了，靠小女孩蹲下，膝盖差点着地，故意模仿她的腔调说：“是啊，我也读三年级！”我还学着小女孩的样子，微微偏头，并竖起右手食指，左右晃了晃，“只是，该叫我爷爷呢，不是叔叔了啊！”
后来，我索性坐在在草地上，和她聊了起来。小女孩的话像牵着线线儿来一般，连说带比划，绘声绘色，还充满奇思妙想。从她身上，我看到孩子强烈的表达欲望、丰富的表达素材和不容小觑的表达力。由此想到，要破解我锁定的作文教学难题，还应该到孩子中去寻找答案。
从那以后，头发花白的我经常和一群孩子混在一起，笑着、闹着、玩着，彼此无拘无束地交谈着。有一次，我让孩子们写《拔河》，先和他们来了场比赛。比赛完，我一手撑墙，一手支腰，胀红着脸在那喘粗气。随着几声似乎拍打节拍的鼓掌，我的一位做教委领导的同学走了过来，他说的话竟和那位小女孩差不多：“哈哈，祥敏，成小学生了啊！”
我还花许多功夫看学生习作，即便暑假陪父母上山避暑，也带了几百本作文，母亲还曾抱怨：“你一天到晚翻来覆去看作文，娃儿写那些，就那么吸引你吗？”
因为想破解的难题是课程标准面对全体学生提出的底线目标，所以，我对后进生格外关注。我校每周星期四下午是“课程超市”开放时间，孩子们可任选兴趣班上课。我开的作文班，“招生广告”写着：“小朋友，你很烦作文吗？你觉得作文无话可写吗？请到‘和曾老师作文’班来，想聊就聊，想写才写！”我还请班主任为“托儿”，尽量动员作文最差的孩子来。
在这一年里，看上去我很辛苦。每天除了上8小时班，还坚持在研读教育书籍、语文教材、学生习作和撰写研究文字上不少于8小时，而吃饭、睡觉等生活时间也就最多只剩8小时了。不过，我很享受，应邀参加区群团活动中心读书会，看到在场的多是年轻人，我故作活泼，带着戏谑地这样分享：
捧读之间，不寻书中金屋、美颜，但求与高人对谈，恍若身居其列；
运笔之际，不拘权威显学，恣意畅谈，颇有君临天下之风。
不只一骋快意，梳捋得失，望惠及子孙，更期众人有益。偶发论文，得数十元稿费而喜滋滋；时弄书稿，成一卷而欣欣然。
第二次政协会时，我已整理和撰写近30万字作文教学资料，基本建构了自己的作文教学理论体系，并通过教学实践验证了有效性。坐在会场上，感觉比第一次政协会时踏实多了。
第三次政协会时，我的教学专著《言之有物方为贵》已第二次出版发行，我被聘为了正高级教师、重庆三峡学院硕士研究生校外导师，加上市教委、市政府教育督导室聘为“学校教育教学督导专家”，我常被人称为“专家”了。“专家”之声萦绕耳际，不仅觉得做政协委员无愧了，而且还有些飘飘然。
三
还好，飘然很快落地。
随区政协领导视察10所学校，我被指定为视察教育教学后的发言人。我的发言，激起了同仁共鸣，受到了同行的教委领导认同和政协领导的肯定。好几个学校还邀我做学术报告或培训讲座。
面对学校邀请，我总不着边际地客套一番，再婉言谢绝。率队视察的政协副主席先是嘱咐我要应他母校之邀，然后提了个问题：“曾校长，你觉得怎样才算专家？”大家在他周围站定，眼光却齐刷刷投向我。我一时语塞，心中几分忐忑。
大约停了几秒钟，他面向大家，不时扫一眼我，回答了自己的提问：“我看啦，在基层，面对实际工作难题，有担当，又有能力解决的，那就是专家。”随后，他盯着我，抑扬顿挫地说：“我认为，你算。当然，自然不是因为你有正高级职称。”
我的脸红了红。
视察结束后的第三天，我参加了我校党支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我放弃了原来准备好的发言稿，重新起草，做了题为《提高专业能力和责任意识，努力无愧于党的初心与使命》的中心发言。
从那以后，我很明确地告诉自己：我是教育界政协委员，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要成为真正教育专家，一个有责任和担当的人。
我努力在专业上精进，依然以作文教学为主攻方向，进一步深入学习研究。我发现了自己的许多浅陋，包括引为自得的专著《言之有物方为贵》中的问题。
我不再沉醉于那些虚妄的名号中，而是努力承担更多责任。我组建了“曾祥敏作文工作室”，和一批青年教师携手前行；我满怀恭谨与敬畏，举办讲座，参加研讨活动，开展网络交流，分享自身所得，又收获了自我提升。
时时回想张老师和那位文化干部，我发现，当年的“误解”，其实是美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