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礼》
一、书题
现在通称作《仪礼》的经书直到汉代结束以后很久才有这一书题。在汉代，它有种种书名：
（一）《士礼》。此书名用以指称《汉书"艺文志》（第1710页）提到的今文经17篇。据载，此书题源于鲁高堂生传授的著名经本（《汉书》卷八八，第3614页）。
（二）《曲礼》。郑玄（127-200）在《三礼注》提及一种以此为书题的经书。
（三）《礼古经》。《汉书"艺文志》（第1709页）在此书题下著录《仪礼》古文经56卷。据说它是前汉时期拆除孔子家宅时在墙壁中发现的。
（四）《礼（经）》。在汉代文献中，当仅仅说《礼》或《礼经》时，都是指《仪礼》，以便与《周礼》及较晚的《礼记》区分开来。不仅如此，甚至汉代文献中的《礼记》也和合在一起的《记》一起指《礼经》，即《仪礼》，而不是指今天被称作《礼记》的经书。
（五）《仪礼》。此书题第一次用来指这一经书见于《论衡》卷十二（第36篇《谢短》），第563页（黄晖本）。从汉末至隋，它逐渐成为这一经书的标准书题，《后汉书》卷三十五，第1212页（《郑玄传》）和《隋书"经籍志》，第919页的记载可以说明这一事实。两书都用《仪礼》作为该文本及相关注释的标准书题。
二、内容及结构
在它的汉代书题中，《士礼》最能准确地表明它的内容。文本主要包含——尽管不是完全地包含——的是关于士礼的明确而详细的叙述。所谓士是指社会地位不高的贵族成员。除去记述宫廷觐见和谒见公的篇章外，《仪礼》没有记述宫廷皇族的礼仪。它所叙述的是其他适合于从士到公的诸侯国官员的礼仪。
依照标准的通行本的篇次和篇题，我们把组成《仪礼》的17篇文本列举如下。在下文会发现，它的汉代各种版本的明显区别不在于17篇经文的实际内容，而在于它们的篇名、篇次不尽相同。
（一）《士冠礼》，士子的加冠礼。
（二）《士婚礼》，士的婚姻礼。
（三）《士相见礼》，士互相会唔时所行礼仪。
（四）《乡饮酒礼》，地方聚会时所用礼仪。
（五）《乡射礼》，地方比赛射箭技艺时所行礼节。
（六）《燕礼》，宴会礼（限于诸侯级，不是皇帝级）。
（七）《大射》，（诸侯级）规模宏大的射箭赛会。
（八）《聘礼》，（诸侯之间）拜访时所行礼节。
（九）《公食大夫礼》，公宴请大夫时行用礼节。
（十）《觐礼》，觐见皇帝时的礼仪。《仪礼》中仅此篇明确述及皇帝和宫廷的礼仪。
（十一）《丧服》，居丧所穿服装。它叙述的礼俗规定了所有贵族——不管他们的社会等级如何——的丧礼服装。至于仅适用于某一级别贵族的丧服礼的详细规定。通常是社会地位越高，他们的丧礼就越精致——并没有予以收入。在《仪礼》十七篇经文中，只有此篇被抽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文本，它有许多专门为它撰写的注释，它也有自己的早期传授系统，而独立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仪礼》。它的这种独立地位在《隋书"经籍志》，第919页表现得最为明显：关于《仪礼》的著录仅有4条，而关于《丧服》的著录则不少于45条。
（十二）《士丧礼》，士服丧时所用礼节。
（十三）《既夕》，殡葬前夜的哀悼礼。此篇是刘向（公元前79-前8）《别录》本的第12篇的第二部分，只是没有篇题《既夕》。
（十四）《士虞礼》，士殡葬后的礼节。
（十五）《特牲馈食礼》，单一祭牲的献祭礼仪。它之所以明确限定单一祭牲是因为，对处于士这个阶层的人来说，他只被允许向其父亲和祖父（即两世）献祭，其祭品也只限于一头最普通的祭祀动物——猪。
（十六）《少牢馈食礼》，次等牢的献祭礼仪，适用于大夫和卿。他们被赋予资格并被要求祭祀大祖（即能代表父亲、祖父及两代近祖之前各代先祖的主要祖先）。在祭祀中，他要献上一猪和一羊。猪羊合在一起被称作“少”即“次等”的“牢”，以便与“太牢”相区别，后者除猪、羊外，还包括一头牛。
（十七）《有司彻》，篇题的字面意思是有关人员收拾整理。篇题是以此篇的头三个字为题，并没有揭示出该篇的内容。它记述的是对待在刚结束的葬礼中假扮死者之人的恭敬礼节。实际上，它叙述的是复杂葬礼的最后步骤。从第11到17篇，它们的主题就是葬礼。在刘向《别录》本中，此篇没有独立的篇题，它是《少牢》“下”。
《仪礼》除有基本的叙述文字外，多数篇章还有称为“记”的文字。不仅如此，第11篇（《丧服》）还包括大量已经和文本结合在一起的被称作“传”的段落。尽管有人推测这些“记”和“传”是后来附益于《仪礼》的文字，但是，并没有可以证实这一猜测的决定性证据。有“传”的《丧服》只能是一个特例。因为《仪礼》中仅它有这样的段落，这也因为它曾分立于《仪礼》，被单独加以看待。
有人主张，郑玄可能作了所谓的传。在武威发现了3件年代为前汉末年的写本，其中两件有传，另一件则没有。这暗示，传可能是经文的后世附益文字，但它们也证明这些增益文字不可能是郑玄所作。
三、起源及真伪
像《周礼》一样，关于《仪礼》的起源也有一个传统观点：它的年代可上推到周公摄政时期，正是周公编纂了《仪礼》。今天看来，它很难成立。贾公彦（鼎盛于650年）的《仪礼疏》序及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序重申了这一观点。它的根据似乎是《礼记》（《明堂位》，《十三经注疏》卷三十一，页四下）中的周公“制礼作乐”。如果认为“制礼”是指制定礼经（即《仪礼》和《周礼》），那么，《礼记》的这句话似乎就是《仪礼》作者是周公的文献依据，并可由此推测，“作乐”是指周公编纂今已失传的《乐经》。然而，没有确实的理由来假定《礼记》中的“礼”、“乐”就是后来的礼经和乐经。
《史记》和《汉书》的几段不同的文字都表明，我们所知的《仪礼》在秦焚书之前就已经成书。可是，关于它在汉代之前的出处的所有细节都不是肯定无疑的。汉代关于《仪礼》出处的最明确的记载见于《史记》卷一二一（《儒林传》，第3126页）：“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史记》注意到，自孔子以来，《礼》经在传授过程中已不完整，它又因为秦焚书而更零散，毁坏得更厉害，也就更不完善。因此，到汉代时便仅存《士礼》，高堂生即是最能讲论《士礼》的学者。
如前文所述，《士礼》只是十七篇今文经的书题之一。正如书题所暗示的那样，它基本上是关于最低一级贵族——士的那些礼仪的描述。《史记"儒林传》暗示，依照传统说法，孔子时曾一度有较多关于礼的文献，只是后来失传了。据此可推测，那些遗失的礼学文献应该是记载社会地位和级别不同于士的贵族阶层的礼仪，它们可以和现存《士礼》中的士礼相比拟。但是，尽管这一推测有一定可能性，另一假设却更可取：现在的《仪礼》原是汉朝以前——也许要早到孔子时期——一种大型礼仪文集的一部分，它的大部分内容在汉代失传，有些则可能保存在今日通称作《礼记》的文本中。
四、前汉时的《仪礼》
《隋书"经籍志》（第925页）记载，汉初《仪礼》既有今文本，也有古文本。刘歆（公元前46-公元，见《汉书》卷三十六，第1969页）的一封信最早也最明确记载了古文本的出现，大意是，在拆孔宅时，从宅壁中发现了逸《礼》39篇。据《汉书"艺文志》（第1709页）的记载可知，古文本总共有56篇，因此，一般都假定它也包括了和高堂生17篇今文经内容相同的十七篇古文经。这17篇古文经加上刘歆信中提到的三十九篇佚文就是五十六篇。《隋书"经籍志》（第925页）记载，古文经是河间献王得到的，后来，他把古文经献给了秘府。
《汉书"艺文志》（第1710页）和《隋书"经籍志》（第925页）都记载，今文本《仪礼》是从高堂生传到后仓（或苍）（鼎盛于公元前70年）的。后仓有三位学习《礼》的弟子，即戴德（通称大戴）、戴圣（通称小戴）和庆普。三位弟子各有自己的《礼》经本子，每一位都立于学官。前汉时的三种今文本《仪礼》就是这样形成的。《汉书》卷八十八（第3615页）更完整地记述了此事。但是，《后汉书》卷七十九上（第2545页）所记西汉的《礼》今文家中不包括庆普，因此，据说曾立于学官的第三家《仪礼》的可靠性由此可疑。
郑玄的《三礼目录》记述了《仪礼》的内容，这些资料保存于贾公彦《仪礼》疏中。据此可知，大戴本、小戴本经的不同在于各篇的篇名及其在书中的次序有别。尽管郑玄没有提到庆普本，我们可以推测，庆普本的情况也会一样。郑玄的确还提到了第三个据说是刘向的本子，就像刘向的《别录》中所包含的那样。在篇名及篇次上，刘向本和大戴本、小戴本都有不同。刘向不像他的儿子刘歆，他不是古文经的拥护者，事实上，学说术语上截然的划分和对立，如果被运用到刘向身上的话，那多少有点犯有时代错误，因为刘向能够方便地见到秘府收藏的文献，因此，他应该了解河间献王所献古文本《仪礼》。那么，他的《别录》记述的那个十七篇本子可能就是与今文本相对应的十七篇古文经。
下表列出了我们所知的三种前汉本的篇次。如前文所说，我们不知道今文本的篇次。
大戴 小戴 刘向
1．士冠 士冠 士冠
2．昏礼 昏礼 昏礼
3．相见 相见 士相见
4．士丧 乡饮 乡饮酒
5．既夕 乡射 乡射
6．士虞 燕礼 燕礼
7．特牲 大射 大射
8．少牢 士虞 聘礼
9．有司 丧服 公食大夫
10．乡饮酒 特牲 觐礼
11．乡射 少牢 丧服
12．燕礼 有司彻 士丧
13．大射 丧 士丧下
14．聘礼 既夕 士虞
15．公食 聘礼 特牲馈食
16．觐礼 公食 少牢馈食
17．丧服 觐礼 少牢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两件事实，第一，刘向本中《士丧下》、《少牢下》分别取代了《既夕》和《有司》；第二《既夕》、《有司》的内容分别和《士丧》、《少牢》十分相近。这两件事实合在一起暗示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它们原本不是不相同的篇，而是每对合起来是一篇，因此，《仪礼》的原本应该只有15篇，即使篇数不是十五，至少篇名应该只有十五个。
五、注释及版本
《仪礼》有两家主要的注释：郑玄注和贾公彦疏。后者可能是，至少部分是依据较早的黄庆（鼎盛于479-501年）和李孟（鼎盛于589-6）的著作写成的（《直斋书录解题》卷二，页20上）。郑玄选择了刘向《别录》的篇次作为自己校订、注释的底本。他收集今文经，也收集就他所知当时尚存而未经任何人整理过的与今文经相配的古文经十七篇。如果今文本与古文本不同，他就根据自己的最佳判断自由地选择取用，并在注中详细说明自己这样选择的原因。因此，郑玄的《仪礼》是确是个校订本，它同时反映了郑玄认为可取的今文本和古文本两类文本。这个本子是后来所有研究和版本的基础。
《仪礼》和《周礼》不同，除马融（79-166）为单独传授的《丧服》作注（今已失传）外，现在的记载表明，汉代只有郑玄注释、编辑过《仪礼》。王肃（195-256）编纂了两部题为《三礼解》和《仪礼丧服传》的著作来讨论《仪礼》。这两部书都对郑玄所做汉之前文献的整理表示不满。在批评郑玄对《仪礼》所著著作的过程中，他比郑玄更进一步地将今文本、古文本融合、纠结在一起，以至二者难以区分开来。因此，从三世纪起，纯今文经的《仪礼》的面貌就无可挽回地佚失了。
王肃的《仪礼》研究在西晋时期占据主导地位。在南北朝时代、北方更尊奉郑玄，南方则郑玄、王肃并重。到唐朝，贾公彦以郑玄的《仪礼》注为底本作疏，郑玄的《仪礼》校订本遂成为所有后世仪礼学研究的基础。
正像《周礼》那样，《仪礼》经文也作为众经之一在开成时期（836-840）刻碑，现陈列于西安。不仅如此，它也像《周礼》那样在932年首次雕版印刷，于953年完工。这个《仪礼》本现在通称五代监本《仪礼》。到了印刷术开发出来之后，《仪礼》也如《周礼》一样被纳入到儒家经典之中，它的早期印刷史大致同《周礼》的一样。在996-1001年间，宋中央政府下令在临安雕版印刷书籍，《周礼》和《仪礼》两书的贾公彦疏遂被校勘、编印。此次印刷时，二者可能是和经文分开印刷的。
但是，《仪礼》的印刷史和《周礼》的也有不同，它没有茶盐司本，也没有衍生的十行本。总体而论，《仪礼》的版本及印刷不及《周礼》多；《仪礼》被认为是更难读的儒经，其文本的准确性比《周礼》更差。
1172年，《郑玄注》制备了一个新版本。张淳（十二世纪后期）参加了此项工程的文字校勘。结果，他编撰了《仪礼识误》，分类列出了他所发现的错误。有关细节可参看白乐日和吴德明的《宋代书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31页；关于宋代对《仪礼》的其余研究，见第27-37页。
在清代早期的《仪礼》研究中，张尔岐（1612-1678）的《仪礼郑注句读》最重要。它第一次印刷是在1743年，其内容被结合到了阮元（1764-1849）的《仪礼注疏校勘记》之中。在清代后来的《仪礼》研究中，值得推重的有凌廷堪（1757-1809）的《礼经释例》和胡培翚（1782-1849）的《仪礼正义》。
和其他经书一样，《仪礼》唯一的最重要的晚清校勘著作是上引阮元的作品。根据其序所述，最好的印本是宋代（十二世纪后期）的严州本。此本在嘉靖年间重印，仅有少量改正，它又称作徐本。阮元也参考了明代的永怀堂本，并认为它就是李元阳（鼎盛于1550年）本，也称为九行本或闽本。永怀堂本是《四部备要》的底本，徐本则收入《四部丛刊》。
六、现存的石经残片及写本
熹平年石经残片中有79片《仪礼》经残片，多数残片只有几个字，也有少数几片上还有四、五十个字，但是，由于各片材质[蚀损]本身的原因，没有任何一片上留有那么长的连续而不中断的段落。在一残片上刻着一个篇名及其篇次：“乡饮酒第十。”显然，石经《仪礼》的底本可能是大戴本，因为，只有大戴本的第十篇是《乡饮酒》，其他本子的《乡饮酒》是第四篇。
1959年在武威发现的竹木简更为重要，其内容可组成比七整篇还要多的文本，分作3种单独的简本。它们出土于一个墓主身份不详的坟墓，墓主显然是派到姑臧的官员。根据墓中发现的一些残片，推测他可能是这一地区的礼掾或礼方面的主管训教官。其他一些证据表明，此墓的年代一定晚于王莽时期。这些简的整理者得出的结论是，所发现的《仪礼》简本代表了前汉末年通行的一种《仪礼》本；三种不同简本分别被称为甲本、乙本、丙本（参见《武威汉简》，第七部分）。
（一）武威甲本有7篇在宽木简上用大字抄写的文本，各篇都有篇题和篇次。它的篇次与上文所举三个版本的篇次都不相同，这表明在前汉末年还有第四种版本流行。七篇是：
3 士相见之礼 第三
8 服传 第八
10 特牲 第十
11 少牢 第十一
12 有司 第十二
13 燕礼 第十三
14 泰射 第十三（即“四”）
除《燕礼》外，篇题都写在第一简的反面，篇次写于第二简的反面；《燕礼》的篇题及篇次都写在第一简的反面。整理者推测，这个简本代表了今文家的庆普本。
（二）武威乙本载有《服传》篇，以小字写在37条窄木简上。
（三）武威丙本载有《丧服》篇，原文用大字写在34条竹简上。
通行本以及武威丙本中被命名为《丧服》的那部分著作与武威甲、乙本中被命名为《服传》的那部分著作内容上是相同的。尽管它们在各篇篇题上小有区别，但是，它们之间的对等关系不难识别。
七、译本、研究论著及参考文献
（一）译本
（1）查尔斯"约瑟夫"德"哈勒兹：《古代中国的〈仪礼〉（精选评注本）》，巴黎：让"梅森内夫出版社，1890年。
（2）顾赛芬：《仪礼》，献县，天主教差会印刷所，19；1928年第2版；重印于巴黎：卡塔西亚，1951年。
（3）约翰"史迪尔：《仪礼》，伦敦：普罗布斯恩公司，19，2卷。
（二）研究
（1）洪业：《仪礼引得序》，1932年。
（2）洪业：《礼记引得序》（《礼记引得》，哈佛燕京中文引得，第27），副标题是《两汉礼学源流考》，原载《史学年报》3：3（1936年，第1-31页）。尽管它是《礼记引得》的序言，却相当详细地讨论了汉代《仪礼》经文的问题。
（两篇序均重印于《洪业论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1-50页和197-220页）。
（3）《武威汉简》，甘肃省博物馆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65年。
（4）松浦嘉三郎：《关于仪礼的成书》，《支那学》5：4（1929年），第77-101页。
（5）川原寿市：《仪礼释考》，京都：朋友书店，1973年，15卷。
八、索引
（一）《仪礼引得》，哈佛燕京学社汉籍引得丛书第6，北平：1932年；台北重印，成文出版社，1966年。
（二）《仪礼逐字索引》，刘殿爵和陈方正编，《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年即出。
——鲍则岳 撰
（刘学顺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