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
一、内容、时代与真伪
《庄子》是道家传统的两部基本经典之一，一般认为作者是庄周，《史记》卷六十三，第2143页记其与梁惠王（公元前370-前319）、齐宣王（公元前319-前301）同时。很久以来人们就已认识到，传本不是成于一手的性质单一的结集，而是包含了相当多的杂乱的材料，有些材料仅与全书的主题勉强相关。
也许在编纂之初，此书即被分作内篇、外篇和杂篇三个部分。现存的三十三篇修订本，年代的下限在郭象（3卒）之世，包括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和杂篇十一篇。从最早的时候开始，内篇即被认为是庄周（或庄子）的真正作品。现代学者根据作品的风格、词汇、语法和哲学内涵，通常同意这一观点。内篇部分包括了《庄子》藉以著名的所有重要论题，即：“据于道”之圣人的“逍遥游”，所有概念、范畴的相对性，以及对待生死的平静心。
尽管注家往往视这部经书为一个整体，但至少从北宋开始，人们已经认识到这部作品含有很多不可能出自庄周笔下的材料。近来的学者——诸如关锋和葛瑞汉——考辨出外篇和杂篇中突出的几组：
（一）第八至十一篇（“原始主义者”的材料）：一个受《老子》强烈影响的人所写的几篇论文，分别成于秦末《关氏》和约公元前205年（葛瑞汉氏）；可能只包括第十一篇的第一部分和第十二、十四篇的两章。
（二）第十二至十六、三十三篇（“杂说兼收主义者”的材料）：被认为出于道家的折衷主义者之手，可能编纂于约公元前180年（葛瑞汉氏），或被认为出于佚传的宋鈃（公元前360？——前290？）、尹文（公元前4世纪，齐人）学派；详见下文“七”所列关氏和葛瑞汉氏之作。
（三）第十七至二十二篇：出于庄周后学的材料，往往模仿内篇的风格和主题；关氏另加第二十三篇于此组。
（四）第二十三至二十七、三十二篇：性质不同的残篇和辑集，包括属于《内篇》的出于庄周的某些材料。
（五）第二十八至三十一篇：杨朱（公元前5世纪）学派的材料的辑集，葛瑞汉定其年代为公元前200年左右。关氏对收入第三十篇存疑。
《庄子》的文本似乎是作为不同性质材料的辑集，经历了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才成书的。这些材料出于庄周或其后学，以及出于被认为是以某种方式和庄子相关的其他资料。经文的这种原材料，也许在汉初的几十年里，曾由为《庄子》提供了若干篇文本的道家折衷主义者编纂过。罗浩的新研究认为：这些道家的折衷主义者并未编纂此书；《庄子》一书最初是由刘安（淮南王，卒于公元前1）幕下的门客大约在公元前130年编成的（罗浩：《〈淮南子〉的文献源流》，1992年）。罗浩进而认为，杂说兼收主义的《庄子》和《淮南子》两者都是汉初道家的主要代表黄老学派的产物。如果这些结论正确的话，便表示着这种可能性：经文所代表的哲学立场并非都是杂乱无章的，而是象征着早期道家思想发展的不同层面。
然而，这些结论所依据的三十三篇修订本，其时代可以溯至郭象。但尤其就这三部分之间的材料组合而言，这一修订本在多大程度上与其原编相关，不得而知。
二、文本的传流
《史记》卷六十三，第2143页起，提及一部约十万字的文本，并且引用了几个仍在今本经文中的篇名（第三十一、二十九、十篇以及可能是第二十三篇）。《史记》同时提供了一个关于庄周的完整的故事。这个故事残存于通行本的第三十二篇。《史记》没有提及该书的构成。一个早期的版本显然被呈于刘安的宫廷，因为《淮南子》清楚地收入了取自《庄子》的材料。此外，两篇关于《庄子》的论文，它们仅仅在李善（689年卒）的《文选》注中存有少量残句，也被归在刘安名下。
《汉书"艺文志》第1730页，著录有五十二篇本《庄子》；有人虽未予肯定，但仍相信，这是存于前汉的一个本子，它代表了《庄子》文本的一种原初形态。作于三世纪末和四世纪的大量的《庄子》注释中，有两种是基于五十二篇本的。其中，司马彪（240-306）本包括了七篇内篇、二十八篇外篇和十四篇杂篇，以及三章可能含有刘安论文在内的解释性的材料。另有三种注释，依据了不同篇数的版本，都明显包括了七篇内篇而没有杂篇[崔譔（三世纪-四世纪）和向秀（221？-300？）的注释据二十七篇本，李颐（三世纪-四世纪）的注释据三十或三十五篇本]；这些注释更像是代表五十二篇本的修订本，而不是那些并传的种种原本。所有这些本子都传至唐代，而渐次为郭象所修的一种更为简短、更为通俗的本子所取代。
现存所有的版本都出于郭象的修订本。正如陆德明（556-627）的评论（《经典释文》序录；约625年）与郭氏的自题[见下文五（二）]所明记，郭象自己完成了《庄子》经文的一个主要的修订本。或许以五十二篇本为底本，他删减了约十分之三的经文，删去了他不能理解的，以及和其他作品——诸如《山海经》、《淮南子》——相象的段落。除此之外，他可能还重新组合了他手头掌握的某些篇章，因为早期文献称引《庄子》的某些段落在经文的某一章节，现在却见于另一章节（见下文七所注王叔岷1947年条文献的序言）。在各类类书和其他作品的注释中，有许多段落被认为是出于《庄子》而不见于今本的，它们或许构成了郭象所删材料的间接见证。对于这些段落的辑佚工作，虽然的确始于孙冯翼（1799年）的修订本，但最可靠的辑集，当见于王叔岷与马叙伦（1884-1970）作品的附录。对于这些材料的分析，见福永光司和利维亚"库恩所论（见下文七）。
郭象所修的三十三篇本流传至今，事实上成为唐代以来的仅存之本。
许多现存的版本称《庄子》以别名《南华真经》，此举肇始于742年的一条敕令。这是为了尊崇庄周和三位其他道家作者。给他们的作品所加封的尊号，基于被认为是它们已有的别名。
三、注释
《庄子》声望极大，传文浩博，而郭象注至今仍为个中翘楚。当然，这与其说是由于他对经文本身的注解，还不如说是由于他阐发了他自己的关于自然的哲学。郭象的哲学敲响了一个音符，并得到中国文人的回应，这无疑有助于确保其三十三篇本的成功。
晋代的五种其他注释，由司马彪、孟氏、向秀、李颐和崔譔所撰，更多地着眼于经文，但仅以间接形式存世。这些传文唯一最重要的来源，就是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其有关《庄子》的部分，有时被单独刊作《庄子文句义》。这些传文与后世的其他几个传文，以及陆氏自己所加的注释（以郭象的三十三篇本为底本），构成了经文注释的一个重要来源。陆德明的传文也被证明极受欢迎，现在已是数本并传。它往往与郭象注合刊。
除去孟氏注，上述所有晋代传注，似皆传至唐代末年。其中，最受欢迎的一定是司马彪本，因为清代学者根据世传的足够多的间接材料，已经重建了几种本子，孙冯翼本（《司马彪庄子注》，1799年）是其中最早的和最重要的。
由于《世说新语》的某些议论，长期以来人们假定向秀注被大量收入了郭象的注文。然而，向秀注文的残篇断句与郭象注文（经由一些中国和日本学者努力）的仔细比较，已使这一传统认识受到质疑。详见福永光司说。
降至隋代，至少又有11种不同篇幅的种类的注释研究撰成。尽管它们无一存世，但唐、宋之世的30或更多种的新注之中，有些至今尚存。其中最重要的是道教大师成玄英（630-660年在世）的疏，其价值在于其简明的说解与新增的注音。成氏撰注是为了申说郭象之传，并藉之永得其传。
四种宋代的阐释性研究，在中国和日本都有影响：
（1）王雱（1042-1076）：《南华真经新传》，1096年；见《道藏》503-506。
（2）林希逸（约1200-约1273）：《庄子口义》，1261年，见《道藏》488-494。
（3）罗勉道：《南华真经循本》，约1270年；见《道藏》498-502。
（4）褚伯秀（约1230-1287年以后）：《南华真经义海纂微》，1270；见《道藏》467-487。这是一部包括王雱和林希逸传在内，13种宋人义理性传注的辑集。
明代《庄子》最重要的阐释性研究，是焦竑（1541-1620）1588年的《庄子翼》。此书收入了22位宋、明学者的论说，包括上述4位。
四、版本
现存的一百多种完整的版本，可以分作如下几大类本子：
（一）仅有经文类：这一类的28种版本中，最古老的是《道藏》本（1445年），凡五卷（344-351）。这一版本，多半不是直接产生于未有注释的文本，而可能是取下列三类版本中的一种，删去注文而成篇。
（二）仅有郭象注类：现仅存两种版本，皆起源于北宋。
（1）赵谏议本，刊于南宋孝宗年间，以一北宋本为底本。
（2）重印本（北宋）的第二部分（卷七至十），刊于《续古逸丛书》。（如（三）所述，此重印本的第一部分（卷一至六），出于一南宋本。）
藤原佐世的目录所列的21种《庄子》的本子中，有一种古本特别重要。
（三）郭象注与陆德明注合刊类：这是极其流行的本子，至少有六十五种版本。
（1）收入《续古逸丛书》的本子[见上（二）（2）]，是最早的版本。
（2）1260年龚士囗本（麻沙本），收入其《六子》集（世德堂1533年修订重刊本以《六子书》刊布；1573年重印，作《六子全书》）。世德堂《庄子》是此后三十七种版本的底本，包括《四部丛刊》本和《四部备要》本。
（四）郭象注与成玄英疏合刊类：凡18种版本，主要出版于十九世纪。最早的两种是：
（1）《古逸丛书》重刊南宋本，题作《南华真经注疏》。这是哈佛燕京汉籍引得丛书所用郭庆藩（1844-1896）注本[见下文六（一）]的底本。
（2）《道藏》（507-519）本。
一般说来，文献考据要求对上述（一）至（四）类各版本中现存最早的本子。诸版本中，《续古逸丛书》本是最为可靠的。但是，此本也并非全无错讹，使用时最起码要与下文所列现代校勘成果中的一种合用。
五、主要佚文
下面是有相当篇幅的佚文材料的主要来源：
（一）敦煌文书。构成一种郭象本十二篇大部分内容的佚文，发现于敦煌，时代属初唐。这批材料中的大部分，现藏大英图书馆或巴黎国家图书馆；部分在日本和中国。这些佚文众多辑本中最完整的，是寺冈龙含的《敦煌本郭象注庄子南华真经校勘记》（福井：汉文学会，1961年）。作者以六种最早版本的《庄子》与佚文对勘。
出于敦煌其他三种来源的较小的一组佚文，可见寺冈龙含《敦煌本郭象注庄子南华真经研究总论》（福井：汉文学会，1966年）。这部著作同时收入了许多关于这批敦煌文献不同方面的有价值的论文。
（二）高山寺文书。京都高山寺藏一室町时代（1392-1568）的文书，有一郭象注与成玄英疏合刊的7篇。7篇首尾俱全，出于经文的外篇与杂篇。异文表明，该卷文书基于一个非常古老的版本，很可能属于初唐，因而非常接近成玄英的原作。此本还包括了前文述及的郭象题记的孤本。狩野直喜以此本与几个主要的宋、明版本校勘，刊诸《旧钞卷子本庄子残卷校勘记》（东京：东方文化学院，1932年）。
（三）《经典释文》。陆德明的著作中每每引出经文的异文，并间有考证。这些异文最经常的出处有二：（1）崔譔本（约290年）；（2）南朝宋元嘉年间的一种版本。陆氏的全部异文，被方便地列于哈佛燕京本经文每页的页脚，但陆氏对于异文来源的考证，却不幸被删略了。
（四）陈景元《南华真经章句音义》（1084年；《道藏》495-497）。此书收入了对陈景元所作的一个校本的字、短语的注释，该校本基本上以1007年的国子监本为底本。在附录（“阙误”）中，他列出其底本与其他7种唐、宋本的349条异文；唐、宋诸本中，包括了《大宋天宫宝藏》（10）的编者之一张君房的三种本子。据陈氏所考，这三种本子实出于这一道藏。
六、清代的研究
清代学者承续了肇始于郭象，发展于宋、明的传统的《庄子》阐释研究。尽管包括王夫之（1619-1692；《庄子解》，1669年）在内的许多学者为经文大义作有说解，但仅有少数几种属于出色之伯。林云铭的《标注庄子因》（1663年）和陆树芝的《庄子雪》（1796年），通常被认为是这一类型的杰出代表。
在汉学运动的影响下，始于18世纪中叶的文献考据之学，是更为重要的。许多清代的文献考据大家，在其内容广泛的著作中，也包含有关于《庄子》的部分，最有价值的属王念孙（1744-1832）、俞樾（1821-1907）和孙诒让（1848-1908）。
两部晚清的《庄子》注本值得一提：
（一）郭庆藩的《庄子集释》（1894年），以《古逸丛书》本为底本。此本为成玄英本（南宋）的翻版，通篇插入陆德明的《释文》。由于抄手时有错误，只好再推荐《校正庄子集释》（台北：世界书局，1974年）。
（二）《庄子集解》（1909年），王先谦（1842-1918；郭庆藩弟子）作，其价值稍逊。此书底本不详（可能是世德堂1533年本的派生本），汇辑了王氏本人和其他清代学者的解释性与语言学的评注。
七、近期研究
（一）节注本：
（1）马叙伦：《庄子义正》（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
（2）王叔岷：《庄子校释》（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又修订增补为《庄子校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88年），取代了前书。
这些研究以可靠的版本为底本，校理了经文中需要校正的部分，增补了清代学者的评注，收入了《庄子》佚文的复原修订材料。王叔岷的著作还有一个优点，它把大部分的佚文和间接材料与文本结合在一起，是所有关于《庄子》的文献考据研究之中最有价值的作品。王氏后期的文献考据研究，收入他1988年一书。
（二）收有经文本：
刘文典：《庄子补正》（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以郭庆藩本为底本的加注本，收入了早前学者有价值的文献考据评注，但与其《淮南子》注本一样有方法论上的错误（见王叔岷《庄子校释》附录）。
（三）其他作品：
（1）钱穆：《庄子纂笺》（香港：1925年；1951年重印）；众多注家意见的精炼综述。
（2）严灵峰：《老列庄三子知见书目》（三卷本；台北：中华书局，1965年）；包括了一份完整的书目。
（3）严灵峰：《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包括西方著述在内的一份最新书目。
（4）严灵峰：《无求备斋庄子集成》（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1974年）；宋代以来大部分重要版本和现存学术成果的影印集。
（5）关锋：《庄子“外杂篇”初探》；《哲学研究》编辑部编：《庄子哲学讨论集》（中华书局，1962年），第61-98页。
（6）葛瑞汉：《〈庄子〉有多少为庄周所著？》；（《中国哲学与哲学文献研究》，1986年；1990年，第283-321）。
（7）利维亚"库恩：《〈庄子〉佚篇》；《中国宗教学刊》第十辑（1982年），第53-79页。
（8）罗浩：《谁编了〈庄子〉？》；〈中国文献与哲学内涵〉，1992年，第79-128页。
（四）日文作品；下列诸项在众多作品中卓然突出：
（1）武内义雄：《庄子考》及《老子与庄子》；《武内义雄全集》本最便使用（东京：角川书店，1979年）。
（2）福永光司：《关于庄子的游》，《支那学》，1946年第12期，第33-73页；《庄子》（东京：中央公论社，1964年）；《郭象〈庄子〉注与向秀〈庄子〉注》，《东洋学报》第36辑（1964），第187-215页。
八、西文译本（仅系选目）
（一）理雅格：《东方圣书》，第39、40卷。
（二）翟理斯：《庄子：神秘主义者、伦理主义者与社会改革家》；1889年；1926年修订第二版（1961年伦敦重印版）。
（三）冯友兰：《庄子：新译节选与郭象哲学的阐释》；商务印书馆，1933年（今第一至七篇的译文）。
（四）魏鲁男：《庄周语录》，1963年。
（五）伯顿"沃森：（1）《庄子：基本作品》，1964年；（2）《庄子全集》，1968年。
（六）葛瑞汉：《〈庄子》：内篇七篇及〈庄子〉的其他作品》，1981年；又，平装本1986年（该译本的注释部分单独出版为《庄子：部分译文的文献学注释》，1982年。
九、日本版本
1．《汉文大系》，第9卷，19，服部宇之吉编。
2．《汉籍国字解全书》：（1）第9卷，19，毛利贞斋编；（2）第28、29卷，19，牧里谦次郎（藻川）编。
3．《国译汉文大成》，第7卷，19，公田连太郎编。
4．《汉文丛书》，1928年，服部宇之吉编。
5．《经书大讲》，第10-12卷，1938-1939年。
6．《新释汉文大系》，第7-8卷，1966-1967年，市川安司及远藤哲夫编。
7．《中国的思想》，第12卷，1965年，岸阳子编。
8．《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第4卷，1973年，仓石武四郎及关正郎编。
9．《中国古典新书》，1968年，阿部吉雄编。
10．《新订中国古典选》，第7-9卷，1966-1967年，福永光司编。
十、索引
（一）《庄子引得》：哈佛燕京学社汉籍引得丛书第20种。北平：1947年，齐思和（1907年生）编；以郭庆藩本的一个早期重印本为底本，未改正抄手的错误。
（二）《庄子逐字索引》，刘殿爵、陈方正合编，《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香港：商务印书馆，1966年即出。
——罗浩
（邢文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