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及其三传
一、内容
《春秋》是传统经典之一，伯顿"沃森最准确地表达了它的内容：“《春秋》是公元前722至481年间鲁国12公统治年间的编年史。它用极精炼的语言记载了鲁国的国内事件、外交会盟、封建战争、鲁国与邻国其他方面的联系，偶尔也记载日食、洪水、地震和自然奇观。全书记述完全不受个人感情影响，至少对于未受专门训练的人来说，它的语言没有留下有关作者个性或态度的痕迹。”（伯顿"沃森：《司马迁：中国伟大的历史家》；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8年，第75-76页）。《春秋》看上去只是语言风格极为精炼、按年代顺序编排的赤裸裸的事实的记录。它的书题通常被认为是一年四季的代喻，因此，是个编年史类史书的通用性术语。这一书名还是此书所涵盖那一时代（公元前722-前481）得名的根源。
二、作者及真伪
孟子第一个提出孔子是《春秋》的真正作者的观点。在这一点上他的意见在整个传统学术中继承了下来；直到二十世纪早期，没有人怀疑《春秋》是一种经典的神圣地位。不管《春秋》的作者究竟是谁，孔子极可能是知道《春秋》的，而且无论如何，《春秋》是一部包含着有价值的历史信息的史书。
现在，《春秋》通常通过归入三种主要的注的名下而为我们所知。这三种注是《公羊》、《谷梁》、《左》或《左氏》。《汉书"艺文志》（第1713页）还著录了其他两家注：邹氏和夹氏，各11卷，且都已失传。现存的三家注一定原本起源于《春秋》的不同的解释学派，他们在汉代激烈争论，因为，他们都声称是孔了的真传；再者，三种注所依据的《春秋》版本也有不同，关于其异文的研究已主要由清代学者如毛奇龄（1623-1716）、赵坦（18在世）和朱骏声（1788-1858）完成。《公羊》和《谷梁》被认为是今文学派的代表，因为它们所依据的《春秋》是今文《春秋》——即用汉代通行文字书写的《春秋》。在西汉，两家就被官方承认为正统解释。另一方面，《左传》则与古文学派有关系，因为，西汉末年皇帝注意到它时，《左传》声称它的依据是比较古老的古文《春秋》——即用先秦文字书写的《春秋》。
《公羊》和《谷梁》有一些相似之处，其中最重要的是它们的结构都采用教义问答形式：它们通过一问一答来阐释《春秋》经的含义，说明孟子规范的史书的“褒贬”书法。根据这一理论，孔子编著《春秋》是为了对自己时代的暴力、法律徒具空文和腐败等现象作出评判。《公羊》和《谷梁》都从《春秋》读出了政治、道德的教训，它们使得特定信息的省略或增加、特定词语的选择都被看成包含并表达着某种深刻的含义。
如何休（129-182）所概括的那样（见《公羊传解诂》，隐公二年），传统观点是，《公羊》源于孔子弟子子夏；此后一直口耳相传，至公羊氏才在汉景帝（公元前157-前141年在位）时笔录于竹简丝帛。这是传统观点。然而，根据现代学术研究成果，早在战国末期，《公羊》就已成书。这一文献在秦时被拆散，但在汉初又汇集成书。考虑到《谷梁》大量转录《公羊》或对《公羊》增改，人们一般认为，《谷梁》的成书较晚（参见皮锡瑞（1850-1908），下文所引其著作卷五，第16页下-18页上）。在公元前51年石渠阁论经后，《谷梁》也被官方认可。
《左氏》与其他两种注多少有些不同，它涵盖的时间（公元前722-前463）比《春秋》长，它较注重所述史事的历史背景，也因此提供了这一时代的有价值的附加信息，它显然还是三种注中篇幅最长的。
关于《左传》作者的传统观点（如《史记》卷十四，第509-510页所述）是基于两个主要假设而提出的。这就是：（一）《左氏》的作者是《论语》中提及且据说和孔子同时的左丘明；（二）《左氏》是为注《春秋》而编著的。第一个假设已经遇到啖助（公元前750年在世）和赵匡（公元8世纪早期）等唐代学者的挑战，他们的新说得到了唐、宋、明和清代一些学者的支持（见下文所引陆淳（8世纪晚期）；朱彝尊（1629-1709）等）。
第二个假设引发了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因为，《左氏》原本就有两个本子：一个是西汉的通行本，另一个是藏于秘府的《左氏》和古文《春秋》。这个《春秋》没有任何注，其纪年也比《公羊》本和《谷梁》本多2年。哀帝年间（公元前7-前1年在位），刘歆（公元前46-公元23）将它介绍于世人。《汉书》卷三十六（第1967页）记述了此事的始末：“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此段文字提及的两书即《汉书》卷三十，第1712-1713页著录的《春秋古经》十二篇和《左氏传》三十卷）。
长期以来，一直相传《左传》是注《春秋》的，但刘逢禄（1776-1829）强调《左氏》传与《春秋》经的文本之间的区别，由此引发了一场长时间难有定论的争论。实际上，这个观点并非刘氏新创。整体说来，它是典型的今文学派的看法。我们发现，早在汉代就有《左氏》不注《春秋》的观点。事实上，可以看出《左氏》和《春秋》的不同之处多到这种程度：有时经文下没有注，有时注前没有要加注释的经文。这些不同已有多种解释。康有为（1858-1927）承袭并夸大了刘逢禄的论点，他提出：刘歆及其父刘向（公元前79-前8）是首先接触当时秘府所藏而为世人罕见的文献学者，间歆遂利用这一机会为王莽效力；为此，他伪造《左氏》作为《春秋》注，从而替王莽的政策辩护；刘歆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也归入鲁国左丘明名义的《国语》伪造《左传》的。
一些清代学者认同这一论点，后来它又得到诸如福兰阁等外国学者的支持（见所著《儒道与中国国家宗教的研究》，汉堡：Friedrichsen，19，第60页）。近来，有人试图用各种可能的途径来对抗指控《左传》是伪作这一问题。马伯乐引用文本证据反对它。高本汉通过文献学研究得出结论，《左氏》既不是左丘明的作品，也非刘歆所伪造，它的年代可能在公元前468到前300年之间。在一场以天文学证据为论据的争论中，两位日本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饭岛忠夫——他的拥护者是津田左右吉——把《左氏》成书年代放在公元前一世纪，证明伪造说可信；新城新藏赞同镰田正的观点，认为此书成书年代在公元前三世纪，确认刘歆是清白的。
洪煨莲提出了另一假说，其前提是：《左氏》确为给《春秋》作传而作，其成书年代比较晚。洪氏认为它的成书在惠帝（公元前195-前188）年间，进而提出其作者是学者兼天文学家张苍（公元前152年卒）。他提出的假说至今还在争论，汉初对《左氏》兴趣的复兴并不能作为张苍是《左传》作者的充分证据。洪氏还通过区分《左氏经》（即我们所见附于通行本《左氏》的《春秋》）和《左传经》（即公元前二世纪《左氏》作者使用的原《春秋》经）来解释《左氏》和它的《春秋》的不同。他相信，前者直接出自《春秋古经》十二篇，是刘歆将它与《左氏》联系起来。至于后者，它和《古经》并不相同因为在刘歆发现之前，它就已经流传，并且是一种缺乏内在同一性，出附益、修改、转录其他《春秋》注及《国语》等别的文献而成。依照他的观点，这后一个很早就失传了，但还断断续续地见于通行的《左氏》。关于这一观点，也可参见侯康（1798-1837）、李富孙（1764-1843）、刘师培（1884-1919）和段玉裁（1735-1815）等人的著作。
马伯乐构建了第三种理论。在如何解释《左氏》和《春秋》的异同上，他和洪煨莲的意见有分歧。依照马伯乐的观点，人们所知道的《左氏》原本由两部不同的著作组成：（一）一部是小型的《春秋》文字训诂，主要与礼仪和伦理问题有关，它与《公羊》、《谷梁》相似，但源于不同的学派：（二）一部长篇纯编年史，它原与《春秋》甚至与鲁国无关。马伯乐认为，这部分主要和晋国有关，故而与《国语》联系很紧密。马伯乐将这两部书的年代上溯为公元前五世纪早期或四世纪晚期，它们随后就很快合并而构成通行的《左氏》，而其历史编年部分则被分割开来以适应《春秋》条目。
马伯乐关于《左氏》中纯历史内容的分析似乎多少得到了发现于1973年，毁损严重且不完整的马王堆帛书的支持。（见《马王堆汉墓帛书，（3）》，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它记载有春秋时代的历史事件，其中有一些与《左氏》相符而解释的类型不同，也没有编年细节，还有一些史事则不见于《左氏》。
三、文献源流及现存版本的可靠性
《汉书》卷三十（第1713页）著录《公羊》和《谷梁》各有11卷（除在位时间很短的闵公在原本中附属于庄公外，每位鲁公一卷）。从陆德明（556-627）的《经典释文叙录》开始，《公羊》据说有12卷；《隋书》卷三二（第931页）著录《谷梁》有12卷和13卷。
《公羊》和《谷梁》可能原来都不拆散而隶属于《春秋》各纪年之下，至于它们在什么时候被拆散隶属在《春秋》各纪年之下成为今天这种形式，这还是个疑问。175年蔡邕所刻的《公羊》石经残片中没有《春秋》经文。严可均（1762-1843）认为，两书同经书的交融定然是何休（129-182）在后汉完成的，然而，在他的《公羊》解诂之中，他并没有解释《春秋》经本身。
《崇文总目》（完成于1041年）第一次著录的疏有30卷，作者不详。此疏随后被认为是徐彦（唐或更早）的著作。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此书著录为28卷。《提要》推测，失传的两卷一定与两卷《春秋》经一致，因此，它与《公羊》的文本是有区别的。可是，山浦丰治是据一个单疏稿本30卷而写的，这个稿本原来依据的是一个宋本，它现在保存在名古屋市蓬左文库；他证明《四库全书》关于疏由30卷减为28卷的推测不对，且此疏的年代无论如何也要晚于唐朝。
人们一般都认为是范甯（339-401）在其《春秋谷梁传集解》中把《谷梁》拆散开分属在《春秋》各纪年的。伯希和在敦煌发现了属于隆朔年间（661-64）的两件残本；它们可能是同一抄本的两个部分，它们展示了与通行本不同的有趣的异文（见罗振玉《鸣沙石室古籍丛残》；神田喜一郎《敦煌秘籍留真新编》，台湾：国立台湾大学，1947年；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年）。
杜预（222-284）在其30卷《春秋经传集解》将《左氏》隶属于《春秋》。敦煌发现了4件六朝的、2件初唐的钞本残本（见上文所引罗振玉一书）。它们和金泽文库收藏的更为完整的“古钞本卷子”是现存的可以得见的最早的文献残片，并且代表了其年代可追溯至六朝的文献版本系统（见《汉文大系》收竹添进一郎的论文，和鸟田翰的《古文旧书考》，东京：民友社，1905年）。那“古钞本卷子”被认为是日本的后来的许多《左氏》版本的祖本。
四、流行版本
以下版本一般都包括并附有陆德明《音义》，对三家传注的标准诂解和校注，它们是：（1）《公羊》：何休的《解诂》和一种作者不详的《疏》；（2）《谷梁》：范甯的《集解》和唐杨士勋的《疏》；（3）《左氏》：杜预的《集解》和孔颖达（公元574-648）的《正义》。
（一）《四部备要》本的底本是金蟠和葛（约1523）的1604年本。
（二）其他重印本主要是依据《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附阮元（1764-1849）在18编写的校勘记。其底本是南宋的岳珂本，1926年以来，它在上海、台北和东京数次重印；也印于《四部备要》（注疏）。
近来，杨伯峻出版了四卷《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这是个标点本，其底本是阮元本。它也据新材料——例如敦煌的——作了补充注释。
（三）《四部丛刊》和《丛书集成》各编所印版本的底本是一个稍早的版本，此本的年代在绍熙（1190-1195）年间；余仁仲在嘉庆年间（1796-1820）雕版印刷。
五、主要的二次研究
（一）赵坦：《春秋异文笺》，《皇清经解》卷一三〇三-一三一五。
（二）朱骏声：《春秋三家异文核》，《聚学轩丛书》，第2编。
（三）朱彝尊：《经义考》（《四部备要》）。
（四）傅隶朴：《春秋三传比义》，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
（五）侯康（1798-1837）：《春秋古经说》（《丛书集成》）。
（六）《皇清经解》及《续编》，原版于1829年。
（七）洪煨莲，见下文“八（四）”。
（八）饭岛忠夫，（1）原文刊《东洋学报》2：1（19），第28-57页和9：2（19），第155-94页；（2）《支那古史论》，修订版，东京：Koseisha，1941年。
（九）康有为：《新学伪经考》，1891年。
（十）高本汉：（1）《论〈左传〉的真伪及性质》（Gotesborgs hogskolasarsskrift32，1926年，第365页；1965年重印于台北）；（2）《〈周礼〉和〈左传〉的早期历史》，《远东博物馆馆刊》3（1931年），第1-59页。
（十一）李富孙（1764-1843）：《春秋三传异文释》（《从书集成》）。
（十二）刘师培：《春秋古经笺》，见《刘申叔先生遗书》。
（十三）陆淳：《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刊印于《古经解汇函》。
（十四）马衡：《汉石要集解》，北京：国学社，1957年。
（十五）毛奇龄：《春秋简书刊误》，见《皇清经解》卷一五六-一五七。
（十六）马伯乐：《〈左传〉的成书与年代》，《汉籍与佛典论丛》1（1931-1932），第137-215页。
（十七）皮锡瑞：《经学通论》，19，卷五，16页下-18页上。
（十八）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京都：考文堂，1928年。
（十九）杉浦丰治：《公羊疏论考》（《古文编》），Anjo:Gakuyukai，1961年。
（二十）津田左右吉：《左传思想史的研究》，东京：东洋文库1935年。
(二一)段玉裁：《春秋左氏古经》，见《段玉裁遗书》，重印于台北；大华书局，1977年。
（二二）《通志堂经解》，标定为1677年。
（二三）严可均：《唐开成石经校文》，1926年。
六、译本
（一）理雅格：《中国经典》卷5，第1、2部分。
（二）顾赛芬：《春秋和左传》，卷一至卷三；Ho KienFou，19；巴黎再版 cathasia，1951年。
（三）《公羊》和《谷梁》的部分译文见马悦然《公羊和谷梁传研究》，《远东博物馆馆刊》43（1971年），第67-222页；47（1975年），第19-69页和49（1977年），第33-215页。
七、日本版本
（一）《汉文大系》：第10、11，19，竹添进一郎编卷10，服部宇之吉编卷11。
（二）《汉籍国字解全书》：第13-15卷，1910-19，加藤正庵编。
（三）《国译汉文大成》：第5-6卷，1920-，儿岛献吉郎编。
（四）《汉文丛书》：1927年，中村久四郎译。
（五）《中国古典文学全集》：第3卷，1958年，竹内照夫编。
（六）《新译汉文大系》：第30-33卷，1971-1981年，鎌田正编。
（七）《中国的思想》：第11卷，1965年，松枝茂夫编。
（八）《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第2卷，1968年，竹内照夫编。
（九）《中国古典新书》：1937年，鎌田正编。
八、索引
（一）埃佛拉德"福莱塞及J.H.S.洛克哈特：《左传引得》，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30年；1966年重印于台北。
（二）重泽俊郎和佐藤匡玄：《左传人名地名索引》，东京：大东文化协会，1935年。
（三）安井小太郎和诸桥辙次：《综合春秋左氏传索引》，东京：大东文化协会，1935年。
（四）《春秋、公羊、谷梁和左传引得》，4卷，哈佛燕京学社汉籍引得第11（初版于北平，1937年；1966年重印于台北），第1卷是原文，第2-4卷为索引。
（五）中村俊也和间岛润一：《春秋公羊传人名地名索引》，东京：Ryukeishosha，1979年。
（六）杨伯峻和徐提：《春秋左传词典》，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七）《春秋经、左传逐字索引》，刘殿爵和陈方正编，《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书》，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年即出。
（八）《春秋公羊传逐字索引》，刘殿爵和陈方正编，《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书》，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年即出。
（九）《春秋谷梁传逐字索引》，刘殿爵和陈方正编，《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书》，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年即出。
——程艾蓝 撰
（刘学顺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