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于天津《今晚报》-09-15
舍己利人
五四时期，遗老遗少们总是先入为主，不由分说，凡是敢于向旧礼教、旧道德叫板挑战的先锋大将，在他们看来，个个堪称荡检逾闲、放浪形骸的“风流勇士”。事实则未必然。钱玄同抨击旧礼教、旧道德，无所不用其极，他扫荡敌垒的表现也亮瞎众人眼，但谁能想到，这位新文化运动的角斗士竟然比那些洁身自爱的卫道士还要恪守传统礼法。就算有人专门针对他，动用最严密的侦察手段，依然无毛可吹，无疵可求。
钱玄同出生时，父亲钱振常已年逾花甲，长兄钱恂也已年过而立。钱振常去世之后，钱恂肩负起训导的责任，对钱玄同管教綦严。有一次，钱玄同偷看《桃花扇》，钱恂猛挥戒尺打来，结果小弟的眉心落下疤痕。钱玄同随兄嫂生活，凡事禀命而行，不敢造次。他成家立业后，仍对兄嫂不减尊敬，逢年过节，倾巢而出，与兄嫂欢聚团圆。及至晚岁，钱玄同的敬意仍未见丝毫衰减，大嫂单士厘于耄耋高龄编著清代闺媛诗文，他落力帮衬，为她编辑姓名索引，亲任校对之职。叔侄亦亲如兄弟，他对年龄相差无几的侄儿们一直呵护有加。
有趣的是，钱玄同常说他要刻一枚大印章，印文是“纲常压迫下的牺牲者”，听上去有点吓人。周作人赋《五十自寿》诗，钱玄同唱和，“切齿纲伦斩毒蛇”一句纯粹针对社会而言，并非他对个人遭遇有难以遏制的愤激。挣脱三纲五常的枷锁理应是他的急务，实况又如何？钱玄同痛恨包办婚姻，主张自由恋爱，他在儿子钱秉雄的婚礼上称赞自由恋爱是社会的大进步。他本人的婚姻则是由长兄钱恂包办的，他与妻子徐婠贞的关系却相当和谐。徐婠贞多愁多病，他嘘寒问暖，寻医觅药，处处精心。在民国，男人纳妾、嫖妓可谓司空见惯，有人劝诱钱玄同讨个姨太太，他严词峻拒：“《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当年，北大教授去八大胡同作狭邪游，就跟现在去歌厅K歌一样寻常，钱玄同却不肯随大流到风月场所去放松筋骨，“如此便对不起学生”，这句话他言出由衷，毫无作伪的痕迹。钱玄同终身不交女朋友，自承不喜欢看戏看电影，难于奉陪，又不习惯献殷勤（给美女送花，替美女拿外套），实则是严格自律所致。他偶尔在太太面前“掉了车轮”（吵了嘴、闹了别扭），也会感觉悲哀，赶紧寻求好友黎锦熙的精神安慰。
钱玄同主张铲除封建纲伦，独出新见，心地一片光明：“‘三纲’像三条麻绳，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一代代缠下去，缠了两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缠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许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会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借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自己拼着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钱玄同说出这番话，绝对不是自我解嘲，他的信仰如此，实践也如此。黎锦熙认为钱玄同既是“纲伦压迫下的牺牲者”，也是“新文化运动揭幕后的牺牲者”，实则他是甘愿为新文化和新道德献祭的烈士。他比绝大多数旧派人物和新派人物做得更完全更彻底。胡适庶几近之，但胡适偷闲瞅空谈过两次篆烟袅袅的恋爱，尤其是在杭州烟霞洞疗养的那一次，动静不小，道行、德行难免要打些折扣。至于《新青年》杂志社的同仁，一旦踢翻了旧礼教的长明灯，立刻就有人顺势而为，休妻再娶，也与钱玄同有实质上的区别。
思想勇于冲决旧礼教的藩篱，行为却不肯越雷池半步，这无疑是大勇若怯。为何这样说？因为一个人身陷纲伦的网罗中，他凭仗光鲜的旗号（“打倒吃人的旧礼教”）冲杀出去，势必会使另一位无辜者（包办婚姻中的小脚女性）沦为完全彻底的悲剧角色，自求多福的同时难免害苦昔日的枕边人。钱玄同对结发妻子徐婠贞表现出百分之百的善意，这是难能可贵的，相比同言，某些同袍斗士则大异其趣，心肠够硬够狠，于是与之同陷包办婚姻的小脚妻子就既属旧礼教的受害者，又属新道德的牺牲品。
黎锦熙评价道：“钱先生自己一生在纲常名教中，可真算得一个‘完人’。……他一生安身立命之处，还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之‘功利主义’，墨家的人生观。”钱玄同舍己利人，有斗性，有爱心，救孩子，救青年，为了他们不惧披荆斩棘，这种执念一以贯之，充分体现了仁者的荦荦情怀。
